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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潮汕先贤为官品德 做人民满意好公仆

日 期:  2013/7/20 10:03:20

 

 
 中共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笔者认为,潮汕古代清官的清廉品格、秉性、风范,对今天的党政干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党政干部应学习潮汕先贤为官品德,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公仆。

一、学习潮汕先贤律己正身、朴素节俭的美德

在“官场多龌龊、为官多不廉”的古代,“出淤泥而不染”的为政清廉者也并非凤毛麟角。古代潮汕人中的一些名人志士,在步入仕途后,虽位高权重,但始终严于律己,把清廉视作为官的操守、修养和人格,守身如玉,一介不苟,赢得世人的崇敬。

(一)倡行节俭,严格诫子

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古代对清官评价不可缺少的一条是讲俭朴、不腐化,永葆节俭、纯朴、节衣缩食的本色。潮汕先贤为官大多工作上克己奉公,生活上节俭清贫。清朝时期揭阳人郭经涉足宦海20多年,但他一生门户萧条冷落,平生没建一房一屋,仅购置水田四分。晚年辞官在家,只凭祖遗旧屋居住。由于经济困窘,子女大都谋生于海外,奔波于他乡。郭经本人不求玉食锦衣,只求简朴清廉过日,自号“求是斋”主人。

家风廉洁是执政廉政的根基,是从政廉政的保证。中国古代廉吏,无不注重诫妻教子,共守清白。其中,以诗为体以言志的,不在少数。历任宋朝茂名知县、廉州通判、新州知州等职的澄海人张夔一生以清节闻名于天下,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儿子张昌裔即将出任广西容州通判时,张夔专为自己儿子写下一幅对联:“慎勿与人交水火,好尊名节重邱山”。意思是要他儿子张昌裔做一个清廉的官员,连乞水借火也不可做,结果他儿子上任后,持身守节,重礼好义,有其父之风。他一言一行以父训为诫,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苟且。

(二)秉公办事,清廉自守

秉公办事是为官的重要之道,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潮汕先贤就严格恪守这一为官之道。清朝揭阳人吴教和,时受命武显将军。吴教和曾与潮州府某知府同僚,交往甚密。一次,府尊修书托其调解民案一宗。当事者竞相行贿,吴教和分文不收而把案迅速了结。往潮州府回报时,潮州知府赞其办案快捷,问及情礼收多少,吴将军示以两手空空。府尊不禁叹息:“我托你办案,有意让你得点利益,你却如此,实在可敬!可敬!”

中华廉政文化,把做官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格做人,作为一条信条、铁律,去自觉践行,从而保证了清官的底线、底气、底蕴。明朝潮州人杨典,时任南京都察院御史,因病辞归,他和家人乘船回到家乡,船上由许多木箱,沉甸甸的,并上了锁,当一箱一箱抬上岸时,人们以为为官回乡一定尽是金银财宝,不料打开一看全部是大大小小的各色卵石,众人目瞪口呆,他解释说:“潮州人喜欢出外归来的人行李沉沉重,我没有什么好带的,就搬了几箱雨花石做做体面,一路也好压船头。接着,他叫家人把雨花石铺在岸边一片洼地上(今庵埠中兴街内关桥头一段),众人钦佩这位两袖清风的御史,把这些雨花石称为御史石。

潮汕先贤崇尚清廉为官以及清官廉吏的良好操行,对今人无疑是一种震撼。如果把来对照,广大党政干部理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清廉为官上,广大党政干部应当比潮汕先贤做得更好,应当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二、学习潮汕先贤为民办实事的自觉

衡量一位官员是不是“好官”,关键在于这位官员有没有真正为民办实事。潮汕先贤大都坚持老百姓利益高于一切,时刻以老百姓利益为重,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北宋潮州海阳东津(今潮州市意溪镇)人刘允为官,关心民生疾苦,敢于为民请命,勇于平反冤狱。任循州户曹,严禁向百姓收取各种“横费”(正税外之乱摊派)。当时循州知州无限度役使兵卒,兵卒将哗变,刘允加以调解,减轻士卒工役负担,使免于激战兵变。任程乡知县,天大旱,官府照常严催赋税,民苦不堪言,刘允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民终得减租免赋。揭阳人丁日昌是晚清官拜一品的封疆大吏,洋务运动的实干家。在福州巡抚任内,先后发生两次水灾,他都亲临灾区指挥拯救。1876年6月,闽江暴涨,洪峰冲击福州城,东西南三面水深七八尺,丁日昌率领文武官员冒着暴风雨登城指挥,坚持六昼夜,使数万居民免遭洪患之虐,1877年5月的灾情更严重,丁日昌抱病指挥抢险四昼夜,病情转剧,口吐鲜血。《字林西报》盛赞他“……抚宪于水甚之际,日夜不辍,亲视各城楼。遇饥民则含泪给食,啼者则含泪以慰……”,丁日昌离闽回籍养病时,当地父老“饯东门,榜于衢曰:留中丞,活百姓”。

在建设幸福汕头的当前,党员干部应学习潮汕先贤为官品德,要把为民办实事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和政治生命的根本立脚点,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真正做到面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永不懈怠。

三、学习潮汕先贤揭露和批判吏治腐败的情操

腐败这个毒瘤侵蚀着社会的正义和人们善良的心灵。在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腐败中,最为严重的腐败正是吏治的腐败。在古代官场中,“难得糊涂”是为官的信条之一,但潮汕先贤敢于针砭时弊,言的是老百姓欲言而不敢言之事。

官至浙江提学的潮阳人林大春在看到明代潮州(今潮汕地区)倭寇猖獗时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明英宗正统以后,明朝统治日趋腐败。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下,深受封建官府和官僚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潮州地区,吏治更是腐败至极。潮州地区的官吏,多利用职权对百姓敲诈勒索,以中饱私囊。林大春清醒地认识到,潮州地区官吏的“贪酷”与“倭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他指出,百姓之所以“逋负逃亡”,是由于官吏的“贪酷”,而“逋负逃亡之不已,退无所归,则将逼而为盗贼,此其势不得不然者”。而这又使“倭奴乘之……内与海舶连和”,导致“倭”与“盗”的联合。故林大春气愤地说:“贪酷之罪,可胜诛哉!”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编修第一部《澄海县志》的举人林天性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晋任江西省上高县知县,他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体察民情,把平民百姓痛斥贪官污吏的怨声载道编成“官要钱,死他乡!”“吏要钱,男为盗,女为娼”的歌谣,令巡夜役夫穿街过巷摇铃诵歌,市井百姓跟着流行吟唱,有力地威慑了贪官污吏的淫威,迫得那些手上不干净的官吏无法售其奸而不得不收敛。

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今天,党政干部应学习潮汕先贤为官品质,在保持廉洁奉公的同时,要敢于对吏治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带头抵制各种错误倾向、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使反腐取得实质成效,彻底遏制腐败蔓延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