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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黄赞发先生访谈录

日 期:  2011/7/6 10:20:59 提供者:杜拉拉

 研究潮汕历史文化多年的原汕头大学党委书记、着名学者黄赞发先生,日前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就潮汕文化的称谓、形成、特点,以及发展等问题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记者:黄老师,今天我们想请您谈谈潮汕文化的一些问题。

黄:就时下来谈,关于“潮汕文化”,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名称问题。之所以称“潮汕文化”,有一个依据和参照,就是岭南文化。目前,我省历史文化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岭南文化包括三个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这些都是区域性的文化,称地方文化。潮汕文化也是区域性文化。只有用“潮汕”这个词,才能涵盖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以至包括汕尾市海陆丰一带。现在有些人认为“潮汕”的“汕”字比较晚出,而“潮州”历史长,更有代表性,所以提出要用“潮州文化”来代替“潮汕文化”。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潮汕”一词完完全全是个地域名称,早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地域概念非常明确。作为地域名称,根本不必管其中某个字什么时期才出现。而如果用“潮州”一词,就必然会让人误以为指现在的行政区域上的潮州市,容易产生歧义。所以用“潮州文化”来指称潮汕地区的文化,是不适宜的。这就像我们不宜把广府文化称为广州文化一样。我们不妨再查找一下全国若干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诸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等等,几可说没有一个是用行政区域名指称的。比如吴越文化,其所涵盖的有今之江浙大部和皖赣部分地区,显见用行政区域名称是包涵不了的。如果仅从历史长短的角度来讲,“揭阳”一名历史更长,比“潮州”要早了约八百多年,那又该如何解释呢?又比如潮安,这个名词是民国初期才有的,此前称“海阳”,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那么《潮安文史》就非改为《海阳文史》不可了。

还有,潮汕文化的诸多具体内涵,也都不无带区域性,其冠首称谓也应有个统一的区域性名称。这就涉及专有名词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我个人以为是可以改变,可以约定俗成的。《辞海》都要经常修订出版。与时俱进嘛。比如大锣鼓上京,用“潮汕大锣鼓”代替“潮州大锣鼓”,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争论。其实,采用“潮汕大锣鼓”还是恰当的,要不就会被人误会为是潮州市的大锣鼓了。用“潮汕”一名,“潮”字当头,当含潮州市在内,有何不好?一个名词的使用,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歧义。

“潮汕话”的提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最初曾被称为福佬话。因为福建人在明清时期大量移民潮汕,称福佬人,以别于原住居民;其所操语言,则称福佬话(有人说是河洛话的谐音,那就牵强了)。后来,福佬人与原住民渐渐融合了,也就不再称为福佬话,而称为“潮州话”,因为那个时候潮州是潮汕的政治文化中心。到了近代,汕头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中心城市,“潮州话”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汕头话”。饶宗颐先生1948年所写《台湾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一文,就把潮汕话称为“汕头话”。现在我认为还是应该叫作“潮汕话”,或者称为“潮语”,这样更有代表性。用“潮汕”这个称呼,也可以避免出现潮州潮剧和汕头潮剧,以至揭阳潮剧的问题。这应是潮汕三市,乃至四市所接受得了。反之,其义则狭。如前几年,汕大出版社发行四大部精装本《潮州民间美术全集》。去年,有个企业家想购若干有地方特色的书籍送客人,我介绍了这套书。企业家一看,误以为是潮州的,不是整个潮汕的,不要了。实际上,其中内容三市都有。

还有个“潮学”问题,这本来早已统一意见,现在又反弹了。饶宗颐先生最初的确是提出研究“潮州学”,并着有专论。但这个问题,1997年在汕大筹备召开第二届国际潮州学研讨会时,我们考虑到汕头市早已一分为三,潮州已成为其中一市,潮州一词已有别义,故提出改为“潮学”,饶老当场首肯,终于以“第二届国际潮学研讨会”的名称正式开幕。此后每届(现已进行了六届)研讨会都称“潮学”。

记者:潮汕文化在很多方面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很多古老的东西,比如潮汕话,还有我们最近采访潮汕古筝,也注意到潮乐保存了很多唐宋时期的东西,还有很多……潮汕文化在很多方面简直就是一种活化石,为什么会这样呢?

黄:说到底,潮汕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来的(福建只是潮人的中转站),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积淀。到潮汕地区之后,远处东南海隅,限山阻海,与外界交流殊少,所带来的原生文化的积淀,就较多地保留了下来。就说潮汕话吧。瑞典有个语言学家叫高本汉,他认为潮汕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古远”这一点很突出。试举几个例子。如“物”字单独作动词用,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见不到,但潮汕话就保留下来。在潮汕话里,几乎某一个动作、行为找不到贴切的表达都可以用“物”字来代替。这个用法很古老。《荀子·天论》有一句话,叫“思物而物之”,第二个“物”字就是动词,和潮汕话的用法一样。古汉语还常有“物其土宜”、“物土方”之类的话,“物”字也都作动词用。又如厕所称为“东司”,唐朝就是这样叫的,很古雅,因为唐朝人的建筑,厕所建在屋舍东面。又如“者”字,现代汉语不能用为指示代词,潮汕话则和古汉语一样,广泛用为指示代词,如说“者个”等。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来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个“者人”用法就和潮汕话一样,用为指示代词。还有,像“底”字,潮汕话用为疑问代词,如“底个”、“底块”等,这也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根据,如韩愈被贬到潮州,有一句诗:“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底”字表疑问,意为潮州是个什么样的处所。这种现象在潮汕话里很多,可以举很多例子,所以说是活化石并不为过。

也应该看到,潮汕文化还是一种聚合文化。从历史上看,首先是中原汉族文化和潮汕本地的百越文化经过一次大融合,互相吸纳;然后随着潮汕人到海外去,和海外文化融合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影响潮汕文化,这又是一次大融合。潮汕文化就是这样一种聚合形态。其中保留很多原生文化,但也融合了很多其他文化。

潮汕地区固然有海路与外界沟通,但与中心地带交通的条件较差,偏处一方,长期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地理条件所造成的。任何历史时期,地理因素是很重要的,可说是第一因素,经济发展,政治形成,离开地理条件都无从谈起。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也说明地理因素很重要。古代文明的发展,几大文明古国都和大河有关,这是地理因素决定的。

记者:潮汕这个地方比较适合人类居住,这会不会造成潮汕人一种比较“富足”的心理,甚至出现不乐意和外界交流的现象?

黄:如上面所说,潮汕地区地理上有它的不足,但也有它优越的一面,雨量充足,水好空气好,很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潮汕人确实普遍有一种富足的心理。“潮汕厝,皇宫起”,就是这种心态在建筑上的体现,房子要建得有气派,重视装饰等,这是一种长住的思想,落地生根的思想。这种思想促进人口繁衍,但人口饱和了,又不得不向外迁移。所以,富足守成的心态,和迁徙开拓的精神并不矛盾。它是一种连锁反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潮汕地区在唐宋以后人口繁衍很快,人多地少的问题一直很突出。现在潮汕地区人口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一,而土地则大约只有全国的千分之一。潮汕人口多到什么程度?郭沫若和杜国庠有一次闲谈夸大。郭沫若说,“全国佛像未有大于我四川乐山石佛”。杜国庠说,“一村而十万人口,全国未有如我莲阳”。杜国庠的家乡澄海莲阳向有“十万人乡”的说法。

有人认为潮汕人和潮汕文化有一种惰性,或者叫惯性,不喜欢和外界交往。其实,潮汕人是最愿意走出去的。潮汕人在本土和本土之外几乎一样多。潮汕人有一种“徙才会大”的观念,潮汕文化并不排外。不分场合,好讲方言,这只是为了方便,一种习惯,并不是潮汕人所特有的,各方言区都一样。广府人讲广府话的气习,比潮汕人讲潮汕话尤甚,人们并不觉其排外。

记者:潮汕文化保存很多古老的东西,也很有价值。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好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知名度也不够,所以开始有了包装的问题。潮剧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包装,潮乐,如潮汕大锣鼓和古筝,现在都开始有人重新包装,推向全国,包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适应市场的需要,但也有人担心这样会失去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您认为这中间的利弊应该如何平衡?

黄:我觉得无妨多让人们去尝试。因为要走出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但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应该保留,应该两条腿走路。就像写古诗,有人主张用现代诗韵,有人主张恪守《佩文诗韵》。对此,诗词界就采取两条腿走路。不妨都让人去试试。包装很重要,但也要尊重另外一部分需要原汁原味的人的需要。潮剧不管怎么变,潮乐不管怎么变,潮汕的工艺不管怎么变,都要“姓潮”。

推广潮汕文化,需要一些学者的热心支持。学者在文化圈和学术界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比如云南的纳西古乐,现在能够名气这么大,这么受重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个叫宣科的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对纳西古乐进行多年的研究、发掘和宣传,才有现在的效果。我们的潮汕民居,应该说很有特色,也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但还是做得不够。这方面,不少地方已走在我们的前面。

还有,想在更高层次上推出潮汕文化的品牌,还要争取更高层次的支持,各市当途者的支持,特别是省这一级的支持,这个很重要。再有一个,就是要减少内耗,不要纠缠于“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不要作茧自缚,要形成合力,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潮汕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黄:说到潮汕文化的特点,人们总会列举出刻苦耐劳,富开拓性,凝聚力强等等,这固然也没错,但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品质,而潮人最具有本质内涵的特点,应该是“精细”和“精明”,这是人多地少所逼出来的,其他地方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潮汕人种田如绣花,刻木石如微雕,何其精细;潮商,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内地,均蜚声遐迩,李嘉诚、黄光裕,一个又一个的商界巨擘,都何其精明。有关潮汕文化的形成和特点的问题,我的《潮汕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有较充分论述,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