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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在广东:“3+X”引发中学教学革新

日 期:  2011/2/14 17:22:10 提供者:w

 1999年、2000年、2001年,是广东省不平静的三年。

1999年,在全国新一轮的高考(论坛)改革中,广东省率先实施了“3+X”高考科目改革试验方案;2000年后,广东省“3+X”改革科目进一步调整为“3+综合能力测试+X”。高考改革使广东全省普通中学的教学思想、管理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

送走2001届高三毕业生,新学年开学还没几天,广东实验中学的校长锦科就忙活开了。学校正计划着在刚入学的高一年级中进行研究性学习试验。第一期研究课题要求学生以广州市“一日游”旅游路线为线索,选定研究课题,考察广州市的城市风情和旅游资源。

对于将要开设的这门研究性学习课程,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很新鲜。锦科说:“可以说,这是‘3+X’改革的结果。”广东从1999年开始实施“3+X”改革,特别是从去年开始,高考增加综合能力测试,加强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这样一来,中学长期文理分科、单学科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研究性学习成为实施教学改革的措施之一。”

对此,广东省考试中心招生考试部副主任黄友文说:“广东实施‘3+X’到今天整整三年,各学校的教学改革也逐渐步入正轨。但高考改革刚出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1999年在全国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中,广东率先实施“3+X”高考科目改革试验方案,由此揭开了牵动人心的改革序幕。接下来的三年,对所有关注高考的人们来说,都是不平静的三年。

与传统的高考模式相比,“3+X”方案中“X”的开放性和可选择性给了高校和考生极大的自主权。然而,1999年广东高考改革第一年,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可选择性对当时的中学教学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中学原有的教育资源是按文理分科的教学要求来配置的,实施“3+X”后,在打破文理分科,由学生按各自的个性、特长要求自由选课的变化中,不少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场地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匮乏,在指导学生选课及安排学生选修的过程中,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作为广东省基础教育“龙头”学校之一的广东实验中学,在改革的过程中确实碰到不少实际问题:学生选择的“X”考试科目出现不同的组合,排课表有困难,教室安排也有困难,都需要一一设法解决。

还有一些学校,因为教学资源的不足和应试的需要,而强迫学生改变选修意向,甚至将“3+X”曲解成“3+1”,动员学生只选考一门,有的甚至禁止学生选报两门。据调查,仅深圳市将“X”等同于“1”的考生就占到考生人数的96%。广州市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一些教育条件严重不足的农村中学,这种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对此,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刘育民认为,许多人仍然用应试教育的那套办法来应对高考改革,因而产生了这样那样一些问题。他说:“这更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改革的决心。‘3+X’的方向没有错,但改革有一个摸索、试验的过程,必须认真总结1999年的改革经验,进一步扩大‘X’的内涵和外延,真正运用好高考这支‘指挥棒’,促进中学素质教育的实施,彻底扭转应试风气。”

于是1999年高考后,广东省2000年高考“3+X”改革科目进一步调整为“3+综合能力测试+X”。囊括了中学文理六门课程的综合能力测试,在当时有如一粒重磅炸弹,在社会上激起一片哗然。有人说“中学的教学秩序乱了”,“教学无法正常进行了”,甚至有人认为“9门课程都要考,教的时间、学的时间、练的时间都得增加,只有通过给学生继续加压才能完成教学任务”。

广东南海九江中学校长曾昭强说:“2000年高考,省里提出六科大综合的要求,并下达‘不开课、不考试、不设专职教师’的要求。这种没有大纲、没有教材的课程究竟怎样教?怎么学?当时,中学的师生确实很迷茫。”

对中学里的种种担忧和顾虑,黄友文认为:“大家的反对、不理解都是正常反应。毕竟综合能力测试是个全新的事物。人们常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我们搞综合能力测试连石头都没有啊!”

“但是,改革必须进行到底。”刘育民坚定地认为,只有实施“3+大综合+X”的高考模式,才能彻底打破中学文理分科的界限,体现共性与个性、全面与特长的统一,才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面向全体学生。

在来自各方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中,广东省教育厅、考试中心、招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终于,2000年7月10日上午9点,敲响了综合能力测试开考的铃声,18万考生参加测试。上午11点,铃声再次响起,考生们鱼贯而出,脸上挂着微笑。

高考结束后,社会舆论也由考前的喧嚣渐渐转为平静。广东省招办在考后对1400名考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赞同实施综合能力测试的占85%,对2000年综合能力测试感到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70.4%,认为设置综合能力测试有意义的占85.5%。综合能力测试取得初步成功!

在2000年改革成功的基础上,2001年高考进入相对平稳期。“3+大综合+X”方案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黄友文说:“三年来,我们是在来自各个方面众多的争议和误解中,顶着巨大的压力挺过来的。毕竟‘3+X’给中学教学带来了巨大的震荡。”

的确,广东省三年的高考改革不仅打乱了中学原有的教学秩序,对学校的教学评估体系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在采访中许多中学校长反映,实施改革后,学校的教学管理确实很难搞,就拿新增的综合能力测试来说,六门学科一张试卷,要不要备考?怎么备考?考好了功劳算谁的?考砸了责任又算谁的?在这种责任界定不好划分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教学评估体系才是科学、合理并能方便操作的呢?再比如,平行班的选修课,很可能会出现学生们都挤着、抢着上他们喜欢的老师开设的课程,而那些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则将面临“听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出现这种情况,教学管理又该怎么搞?

但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真正令中学校长担忧的是改革已经对中学教师的素质提出了严峻挑战,现有的师资力量已无法满足改革的要求,学校急需高素质的教师。

针对中学产生的种种问题,刘育民说:“这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他认为,一项改革的推出,必然导致对原有秩序和结构的革命。“否则这不叫改革。”在他看来,“3+X”不光考学生,同样还考教师、考校长。“在改革的冲击下,传统的应试教育受到了挑战,中学的教学管理能力同样需要经受时代发展的考验。表面上看来,中学原有的教学秩序‘乱’了,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中学教学正经历从‘无序’到‘有序’的重构过程。”

“3+X”的初步成功,引导中学教育在保证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关注每个学生个体,充分发挥并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及优势,最终使每个学生都能实现其价值。由此,许多中学在课程改革、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改革进行了三年,中学教学在“3+X”改革的冲击下,引发了人们对中学教学资源配置的重新思考。三年过去了,它的良好效应逐渐显现出来。

与过去的“3+2”高考模式相比,“3+X”高考改革关键在“X”。有专家统计过,理论上,考生选考“X”科目的变化组合可达60多种。因此,面对变化的、开放的“X”,各中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

深圳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便是在高考改革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扬长教育”的办学理念。该校校长徐灵认为,传统的中学教育往往强调“补短”,重视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而忽视对学生个性的培养。但在高考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补短”更需“扬长”。中学教育应在保证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关注每个学生个体,充分发挥并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及优势,最终使每个学生都能实现其价值。

华南师范大学教师郑有才说,过去各中学也大都有各类兴趣活动小组,但那只是面向少部分特长生,并不是真正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的特长教育。“3+X”改革后,情况才发生了大的变化: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提倡多年的高中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三大块课程的教学模式终于在全省范围内被自觉重视并迅速执行了起来。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面对“3+X”改革的挑战,确实有许多中学在教学组织形式、课时安排、教学人员安排、课室安排等方面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在广东实验中学,记者看到,他们在高三年级采取了教学班与“选课班”并存的做法,既按原来的教学班上必考学科,又按学生选科的人数和学习水平组成层次不同的“选课班”。每到选修课时间,学生都要离开自己的教室,“找老师上课”,许多学生将这种选课形式笑称为“走堂上课”。

不仅高三年级“走堂上课”,实验中学在高一、高二年级也进行了课程的调整,上好上足基础课的同时又为不同兴趣、不同特长的学生开设学科选修课,让每个学生再选两门以上的选修课。这种教学方法同高三年级一样,打破了文理界限,改变了只按教学班上课的单一模式。

锦科说:“我们期待能让学生既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又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同时也能学到自己感兴趣、喜欢的学科。”

由于“3+X”特别注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综合分析、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旨在培养学生各种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活动课在各中学新的教学模式中占据了比以往更为重要的地位。

谈起广东省各中学丰富多彩的活动课,当地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当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果然,在这所广东省著名的中学里,记者看到了一份该校“2000——2001学年度第二学期选修课、活动课一览表”。全校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开设的选修课、活动课竟多达14个大类,99个项目。这其中既有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少年志愿服务队”、“蓝盾之窗”、“小课题研究方法”等活动,又有发挥孩子们特长的“戏剧社”、“《晨曦》杂志社”、“数学奥林匹克小组”、“‘妙语连珠’英语(论坛)听说训练班”、“陶艺班”、“红十字医护队”……琳琅满目的各类活动不胜枚举。

从华师附中副校长杨小村那里,记者了解到,现在华师附中的课程设置主要由四种类型构成:一是拔尖人才培养的提高性课程,主要针对奥校拔尖苗子,是为促使学生冒尖而开设的课程;二是有学科特色,以扩大学生知识面为主要功能的拓展性课程,包括选修课、讲座等;三是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科技、艺术、体育类等活动性课程;四是注重实践锻炼、动手操作的综合实践性课程。

这些种类繁多的活动课程中有一项新举措,特别引起记者的兴趣,这就是“以导师制为主的课题研究”。提起这项新举措,杨小村更是自豪:“‘3+X’改革后,研究性学习在其他学校才刚刚兴起,但在我们这里,研究性学习早已‘点’上开花,现在正准备在‘面’上大范围地推广。”

据该校负责指导研究性学习的教师张朝胜介绍,研究性学习就是学生搞小科研。在华师附中,每学期初,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个人或小组提出研究课题,填写“课题研究”申请表。确定好研究课题后,学生就可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社会调查、现场观察、走访专家、实验操作等方法,进行课题研究,分析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研究工作结束后,提交一份研究报告。张朝胜说:“搞课题研究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而这正与“3+X”改革不谋而合。

除了学校课程设置的变化外,教师和学生更加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许多学校涌现出教师“综合”备课潮,一些教育界人士还对高中教育的办学效益等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一切变化,都是因改革而来。

广东实验中学高三学生林迎是个女孩子,她说自己以前不是特别喜欢听新闻,看报纸,但现在不同了,“我每天都坚持看新闻节目,因为这些新闻很可能会成为高考的考点。”

而深圳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正立志于“为学生创造一种贴近实际生活,主动的、研究的学习氛围”。现在该校各科老师从高一、高二起就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关注生活,定期为学生开设“社会热点”、“科技博览”、“科学与人文”、“自然与环境”等与社会实际联系紧密的专题讲座。美国“9·11”遇袭事件发生后,学校及时抓住这一社会热点,组织了综合分析研讨会。

该校物理教师钟国良说,飞机与摩天大厦相撞,涉及到物理、化学等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同时这又是一起国际恐怖主义事件,还涉及政治、国际关系、人类文明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因此,学校组织了不同学科的教师从不同角度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通过研讨,让学生认识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挑战,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

在广东南海九江中学,许多学生都寄宿在校内,学校每天傍晚都组织住校生收看新闻、科技类电视节目。老师们更是精心编辑制作了大量涉及社会热点、生活实际的时政、科教类电教片,定期组织学生收看并讨论。校长曾昭强说:“综合能力测试怎么‘应对’?我认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照本宣科。现在要改‘教课本’为‘借课本来教’,不光借课本,还要借媒体、借生活、借专家来教会学生如何掌握知识、发展能力。”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3+X”在中学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教师“综合”备课潮。在广东实验中学,由于学生们各自的选考科目不同,其中一些学科学生人数不多,有时一个教师只教10来个甚至几个学生。即使只是几名学生的事,但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仍然安排有经验的教师与这些“孤军奋战”的老师组成备课组,以确保教学质量。

还有一些学校为指导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开设了专题性讲座,由不同学科的教师组成跨学科联合备课组。曾昭强说:“综合能力测试的出现,对中学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各校采取跨学科联合备课的形式,主要是发挥集体的力量。从长远来看,不管是集体备课也好,还是单科教学也罢,中学教师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只有自己先把知识融会贯通了,才能成为新形势下合格的教师。”

在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卓铿眼里,“3+X”改革给中学教育带来的冲击还远不止课程结构的变化和教学方式的转变。1999年,改革实施不久,深圳市龙岗区的13所小规模高中为适应“3+X”的要求,自觉合并为3所。对此,刘卓铿说:“改革要求高中教育提高规模效益,否则‘3+X’玩不转。”

“3+X”方案选考科目的多样化,带来中学生分科选修的多样化。中学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组织学生分学科选修才能达到最佳效益,规模小的学校对于组织学生分学科选修感到捉襟见肘。

刘育民说:“提高已有高中的办学规模,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重点,但以前在办学效益与办学规模没有直接相关的体制下,中学并没有认识到扩大规模的必要性,甚至有的学校为了高中生源相对好些,情愿学校规模小一点。”但“3+X”方案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学校的这种看法。1998年广东省普通高中校均学生656人,1999年上升为701人,2000年则达到了766人。刘育民说:“这与规模小的学校自觉合并,而办得比较好的高中又主动要求扩大办学规模是直接相关的。”

广东的“3+X”方案经历三年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今天已取得阶段性胜利,改革方案趋于成熟。一些教育界人士在肯定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对“3+X”的试卷内容、录取方式等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希望与要求。

“3+X”方案激化了现行高中设施配备、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方式以及教育目的实现的矛盾冲突,加快了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刘育民认为,改革经历三年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今天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广东的“3+X”方案也已趋于成熟。

许多教育界人士在肯定改革成效的同时,也认为,“3+X”模式发展到今天还不能说是最完美、最完善的,改革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杨小村说,“3+X”表面上看来是考试模式的变化,但实质是内容的改革。真正对中学教学起“指挥”作用的是考卷内容。因此高考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命题的质量,只有将试题出好,特别是综合能力测试出活、出好,让中学教师、学生感到应试那套确实不管用了,才能将中学教学从应试教育的泥潭中彻底拉出,真正引向素质教育。

尽管2001年综合能力测试的命题取得了长足进步,题目的综合性提高了,也减少了去年那种“拼盘”、画地为牢的意味。但许多老师还是对今后的命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希望。

广东南海九江中学教师程益贵研究了两年来的综合能力测试。他发现,试卷中结合生产、生活实际的试题大多是从城市学生的生活体验出发,而对于农村考生来说,这些试题的现实背景就显得太陌生了。他举例说,今年有两道题目是关于汽车和汽车工业的,许多偏远地区的学生连汽车都没见过几辆,让他们和城市孩子一起谈汽车工业结构调整,实在是勉为其难,同时也有失公平。因此,程益贵提议,今后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题目最好分别侧重城市和农村各出一道题,两题中让考生任选一题来答。

今年的阅卷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教师钱扬义则认为,命题固然关键,但在综合能力测试日益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确保阅卷工作的公正、公平更为重要。他说,过去的标准化考试评分标准单一,阅卷尺度易于把握。但现在的命题方向是开放性试题、研究创新式试题,这样的题目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如何规范不同阅卷老师的评分标准,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认真研究。

另外在录取分数线的划定方式上,尽管三年来几经调整,但还是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2001年高考广东省在录取时采取的是“一条录取线”的办法。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的全部5门成绩按标准分合成一个总分,据此划定统一的分数线。

但华南师大附中校长吴颖明并不觉得这就是最公正、最公平的录取方式。他认为这样容易湮没学生的个性,另外,有的学生选考物理,有的学生选考生物,不同的试卷难易不同,考物理的考生和考生物的考生,两个团体之间整体水平也不同,但在计算总分时这两门选考成绩却等同处理,这恐怕未必公平。

因此,他建议,语数外和综合能力测试采用标准分计算方法,总和为一个成绩,确定一个录取分数线,其余的“X”选考科目还原为原始分,不再划分录取线。具体录取时,两个分数孰轻孰重,完全由各高校决定。

对此,黄友文觉得确实有点“无奈”,据他介绍,1999年和2000年原本是采取“两条线”的方式。一条是以“3”科总分确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另一条是“X”科选考科目的资格分数线。黄友文说:“这样做的本意是要突出‘3+X’的特质,通过确定‘3’科总分和‘X’选考科目的资格分,更好地反映考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特长,这样也方便高校更好地选拔人才。”但在录取的过程中,却引发了许多矛盾。习惯了一条分数线的考生和家长对“两条线”的做法未能完全认同。特别是当有考生总分和X资格分不平衡,一个高高在线上,另一个却在线下,拖了后腿,不能被录取时,考生和家长就感觉特别不是滋味。1999年和2000年高考录取中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瘸腿”现象。

另外,由于前两年“X”选考科目只划定资格分,达到这个分数对大多数考生来说又相当轻松,因此一些中学和考生认为“X”科目要求低,许多同学也因此放松对“X”科的学习。教育界人士认为,长此下去将不利于学生发挥个性和特长。

“正是基于这样的种种考虑,我们才在今年的录取中将两线并为一线。”刘育民说。

究竟是1999年和2000年的“两条线”好,还是2001年的“一条线”好?徐灵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能否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招生自主权。

黄友文也认为,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关键在高校。“高校在招生和录取中必须转变观念。”他说:“‘3+X’设置选考科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扩大高校选拔人才的自由度。”但是目前高校在录取中还只是处在“等待”和“接收”的阶段——“等待”省市招办送来上线考生名单,然后基本上照单“接收”。

“所以,”黄友文特别强调,“高校必须转变观念,招生的责任不只在政府部门,更是高校自己的事,高校要充分发挥、真正实现招生自主权,才能更充分地体现‘3+X’改革的意义。”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3+X”在广东进行了三年,这三年中矛盾重重,有赞扬,有认同,但也有怨气和误解。这三年是备受瞩目的三年,也是备受争议的三年,更是从“喧闹”归于“平静”的三年。今后,广东省的高考改革将步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这辆改革的“先锋”号快车也将载着无数人的期待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