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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吃螃蟹破一潭死水 提脑袋办经济特区

日 期:  2010/12/3 16:21:29 提供者:w

 中国“经济特区”,广东有三:深圳、珠海、汕头。

而立之年,特区不“特”,是个不争事实。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先行先试的“探路石”,在全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它们功不可没。不管现今,曾经的“先锋官”们,是顺利步入坦途,还是深陷突围瓶颈,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中国发展的见证。

特区始建之初,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一路走来,如何磕磕碰碰,披荆斩棘?有过哪些惊喜,留下哪些遗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起,本报将陆续推出——《特区三十年风云对话》。邀来三大特区当年或现在的“当家人”,商界精英,文化名家等,带领大家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谈经济特区,绕不开一个人:吴南生

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第一个“吃螃蟹”,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深、珠、汕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刊发此专题前夕,本报邀吴老题字。他欣然允诺,挥毫书下——“纪念特区三十周年”。字字铁画银钩,遒劲有力。

忆往昔,老人豪情依旧。他说,那是一个“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时代。特区从诞生,到发展,用北宋名相王安石的诗句形容,最入木三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节外·生枝首拟汕头 差点落选吴南生的大胆建议,先后获得广东省委和中央的肯定。不过,特区之路,充满变数。

究竟这块“试验田”,选哪好呢?

吴南生初拟“汕头”。理由有三:“一、除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二、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全国最多,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可动员。三、万一办不成,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试办特区。

本以为尘埃落定,岂料,不多时,汕头特区又缓办了。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内情。时年的5月14日,前往广东考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了吴南生私聊。

谷牧开门见山,说了大实话:中央有个意见,依汕头目前的条件,还不够办特区,只办深圳、珠海。他询吴南生想法。

一听这意见,这个世人眼中儒雅的文人书生,一如他当初誓担自己脑袋办特区的壮志一样,放了狠话。

“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故乡,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的,海外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

“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谷牧问。

“行!”吴南生也让了一步……两个月后,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一锤定音:“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特区·滥觞寒酸家乡 震惊游子天晓得,正是吴老的一出“游子归乡记”,催生了中国“经济特区”。

1979年初。吴南生兴冲冲跑回家乡汕头,此趟,他本为“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来。结果,一到那,他傻了眼:举目四望,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一片苍凉:楼房残破不堪,街道污水横流,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父老乡亲们穷得叮当响,寒酸得不成体统——住的是被戏称为“海南新村”的简易棚子,日子甚至比革命前还苦。

“怎么会这样?新中国成立时,汕头跟香港差不多。可30年过去了,香港成了‘亚洲四小龙’;一场‘浩劫’,汕头却是死港。”身为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心里五味杂陈,很纠结。“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一副满目疮痍的江山!”

“一切非改、非变不可。”他寝食难安,脑子里翻江倒海,想出路。

改革·雏形友人一话 计上心头来自侨乡的吴南生,海外关系多。在汕头的两个月里,忧心忡忡的他,就是在跟海外朋友闲聊时,都不忘揪着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脱贫)吗?”

谁知,这一问,还真给他问出个门道来。有友人献计,一针见血:“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听罢,吴南生恍然大悟。一纸宏图,眉目了然。

这年的大年初六晚。感冒发烧中的吴南生,异常亢奋。他给主政广东省委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去电报。

这可是个“巨无霸”电报:1300多字!字字千钧,道出特区的初步设想——“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没有经验,可先突破一点。划出一块地方,设置海外出口加工,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一名·难求特区之名 历经波折“经济特区”四个字,如今读来,习以为常。可当初命名,竟还颇费周折,留下一段古讲。

“划出来的‘试验田’,叫啥名好呢?叫‘出口加工区’吧,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吧,又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也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一直没着落。”

1979年,邓小平南巡深圳时,听吴南生说名字还未定,当即拍板:“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终于有头绪了,大家很高兴。但该称为什么“特区”呢?又费脑筋了。

不久,谷牧在上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考察报告中,首次提出“出口特区”。

这时,改革反对派们嘘声四起:“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

一下子,急于筹建特区,却在名字上一直有分歧的改革者们大受启发:“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好啊!198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经济特区”用名。同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出炉。从此“8·26”,成为深、珠、汕三大特区共同的“生日”。

是反对派,起了“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历史的选择,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艰难·前行石破天惊 争议四起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是石破天惊。挂牌后,“寒流”滚滚南下,明枪暗箭,纷至沓来。对备受压力、阻力的吴南生及特区人而言,“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因长期的闭关锁国及“极左”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质疑汹涌,争议不断。

蛇口开发之初,不少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担忧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拼来的土地,被出卖了。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愤慨不已:“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内地有媒体,甚至公开将其影射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国家计委专门开会大批特批深圳。接着,广东、福建两个省委常委被召到北京开会,开一次不行,又再开一次。吴南生开玩笑说:“二进宫!”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经济特区被称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没完没了。

面对各种非议,吴南生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看不明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但作为开拓者,吴南生的心仍悬着。由于过度劳累,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在光着膀子向中央写实情说明——《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九稿后,这个内敛的硬汉,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被抬进医院……雨过·天晴小平题字 平息声浪所幸在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后,颇为满意,提笔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如是,对特区的否定声浪,才渐次平息。

三年后,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再度肯定:“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至此,吴南生等特区缔造者们,才真正松了口气,如释重负。

“抗战用了八年,创办经济特区到那会,也用了八年”。如今,回首特区往事,对于曾经那些非议,吴南生只道:“不必再提了。”他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是需要时间的。它能说明一切是非对错,黑白曲直。

现在,最让他感慨的,是这30年,过得太快了。弹指一挥间,多少风风雨雨,惊心动魄,都付诸笑谈中。

记者手记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东山某院落,绿树成阴,寂无声。吴老的寓所在一楼。居室里,字画满墙,有他自己的佳作,也有名家精品,翰墨飘香,醉人眼。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孙子兵法》的“兵经”,是吴老自勉一生的话,亦是他的风骨。

如今,这位曾勇立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特区拓荒者”已归隐闹市,甘于淡泊,回归一介布衣书生的生活。

对满头银丝,才思敏智却不减当年的老人而言,粗茶淡饭,怡然自得;题诗作画,谈禅论书,乃最大喜好和消遣;闲时,品一杯清茶,听听潮剧,和三五好友拉拉家常,快意,足矣。与普通潮汕长者,无异。老人家上次现身的公共场合是博物馆,他在那里无偿捐赠了自己收藏多年的古字画。

办特区的事,老人家似乎已不愿再屡屡忆及。因为每次重复同样的内容,也必要重复同样的心潮驿动,有高血压的他,常常选择“不提也罢”。

但,寄望仍在。“深圳特区能成功,就在于‘五湖四海’,在于‘得道多助’。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不忘历史,汲取智慧,继续敢为人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改革探路。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吴老话语平静,却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