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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忠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评论

日 期:  2010/8/10 14:11:09

寻觅被历史烟云遮蔽的潜德幽光

□陈建功

张竞生是中国新旧时代更迭的巨变中,一个被历史的烟云遮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不善于经营自己”(褚松雪语),更因为他所秉持的美学观、性爱观等等,反叛了传统道德,也和新潮的主流有所抵牾,因此注定了他以及他的学术作为,尽管名噪一时,却难免在现当代学术长河中被遮蔽的命运。我知道张竞生,始于20多年前读了北平风俗调查会编选的《妙峰山调查》,由此曾拜访当时尚健在的调查者之一容肇祖先生,从那里得知北平风俗会之缘起,也就知道了它的第一任主席张竞生。正如张培忠在《文妖与先知》中提到的,作为国内第一次有组织的民俗调查,顾颉刚,是灵魂人物,而张竞生,是领军人物。那时知道了张竞生其人,对他一生的行状,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贡献,还是知之不多。直到读完张培忠先生的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才吃了一惊。原来先生的业绩并不仅止于性学和风俗学方面,先生的领域还涉及到美学、社会学,先生还是实绩丰厚的翻译家和散文家,先生更有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救亡以及乡村建设的宝贵实践。因为这本书,使我对张竞生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谈到这部传记,我以为首先要表达我对作家张培忠的敬意。张培忠对张竞生,“念兹在兹近30年,积累考证近20年,研究写作近10年”,踏破铁鞋,广收博采,其缘起固然在于对乡贤的爱戴,其成果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是我国学术史界和广大读者的福音。把我的话题引申一下,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条例中,明确指出,扶持的重点,在于鼓励、扶持那些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我认为,培忠先生研究张竞生、记叙张竞生,其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只有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才可能拨开历史的烟云,释放出被遮蔽的潜德幽光;只有一个和谐的重在建设的社会,我们才可能对一个无怨无悔的知识分子的追求表达敬意。中国共产党人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他负有无产阶级的责任,也负有中华民族的使命。他既应该讴歌革命的先行者,也应该关注一切为了这个民族追求过、奉献过、努力过的人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妖与先知》,说它是一部洋溢着时代精神的着作当不为过。

谈到这本书的主要特色,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点:首先,由于传主独有的人生阅历,也由于作家深入的考察和丰沛的积累,这本书既是张竞生的传记,也是现代中国革命史学术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形象记录。许多过去鲜为人知或若明若暗的事件,都在本书中得以翔实的披露。比如关于张竞生参与营救汪精卫的事情,与之有关的汪精卫陈璧君的爱情故事,被作家写得活灵活现。作者又不仅是演绎一段故事,从引用的汪精卫后期诗歌中,又展示了作者对他的理性剖析。又比如张竞生亲历的1911年12月17日唐绍仪和伍廷芳举行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的描写,可谓惟妙惟肖。没有对史料的深入探究和钩沉,是无法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对于读者来说,读到这本书无疑是一件过瘾的事情,你既觉得自己是在读《张竞生传》,又觉得自己是在经历着20世纪之初的革命风云,随即又裹挟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论辩之中。曾和张竞生同时代的人物,既有李大钊、张挹兰、孙中山、汪精卫、陈璧君、邹鲁、陈炯明,也有胡适之、梁启超、桑格夫人、李石曾、鲁迅、许广平、周作人、顾颉刚、孙伏园,等等。巨大的信息量,精彩的历史重现感,使这本书一经推出,即占据畅销排行榜前列。其次,对传主以及出现在书中的所有人物,无论其最终的人生归宿和社会评价如何,作者都尽可能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表现之,尽可能地忠实于史实,绝不曲意阿世,对待包括传主在内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学术主张,既秉笔直书,也都报以理解的、宽容的、尊重的态度,对张竞生是如此,对褚松雪也是如此,包括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亲自草拟文告,封杀《性史》等等,也都有文必录,不为尊者讳。再其次,我以为,张培忠的文字功底是令人钦佩的。他善于运用细节叙述人生场面,语言炽烈形象,叙事节奏快捷,既传递了丰富的信息量,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

《文妖与先知》的创作特色当然远不止这些,它给我们的启示也远不止这些。我相信,通过大家的深入研讨,对这部作品的优长与不足都会有新的认识,对传记文学创作水平的提升,对作家思想和艺术修养的提高,也都会有很大的助益。

传奇的书写者

□廖红球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兼具文学的厚重、思想的深邃与艺术的美感,堪称新世纪广东传记文学领域的一次重要收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其价值不仅仅囿于文学层面,在文化传播、思想解放上也不无可资明鉴之处。

全书共分十一章,洋洋洒洒40万字,作品从张竞生出世直到1970年6月18日溘然长逝,详细记述了他从晚晴园到总统府的日子、从巴黎到里昂的经历、身在京华的岁月到沪上“三大文妖”的性学论战直至参与乡村建设创办饶平农校的过程等。在书中,通过一段段惊世骇俗的人生际遇和浴火重生的心路历程,一个特立独行、狂放不羁、意识大胆、行为超前的知识分子形象渐渐由陌生朦胧变得清晰可辨。掩卷再思量,回味作者“念兹在兹30年,积累考证近20年,研究写作近10年”的潜心耕耘,张培忠辛劳付出摘取的丰硕成果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可以说,一部作品,让我看到了两位“传奇的书写者”。

其一,张竞生是传奇人生的书写者,以自由知识分子精神范本的姿态,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思索。他不仅是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还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忏悔录》的第一位中译者,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然而,作为逻辑学专家里手,其行为却常以不合逻辑示人。他既是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先知、先行、先驱者,但有时先知却未必先行,先驱却未必获得先敬,也是一个具有偏激、自负、脆弱的凡夫、俗子、寻常人,面对千夫所指,他也会无法释怀无法离经叛道到底,其坎坷遭遇可谓可歌、可叹又可泣。

宋代朱熹说过:“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学规类编》)张竞生是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乃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涉猎哲学、美学、社会学、性学、出版、文学、教育等多种范畴,造诣深厚建树颇丰,长期以来却被妖魔化,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时过境迁,某些异端却是披沙沥金,闪烁出探索的光芒。譬如他揭橥风俗调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风俗调查活动,培养风俗传人,征集风俗器物,筹设风俗博物馆,精心拟订我国第一份规范化的《风俗调查表》,使学术走向民间,直接为现实服务,促使移风易俗;他主张男女平权积极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堪称妇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他实行乡村建设运动,时有“南张(竞生)北梁(漱溟)”之称,率先在粤东山区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其主要做法也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部分内容相似。他历经了中国近现代史很多重大事件,与许多历史知名人物有所交往,也作出了超越世俗、超越时代、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努力,还原其历史真相和生命本色,诚如南朝刘勰所言:“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文心雕龙·诸子》)

其二,张培忠是追寻传奇的书写者,以深掘学术富矿的文学实践,给传记创作带来不无裨益的启示。为了完成作品,张培忠几乎有十年没休过周末,五年没歇过春节。在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先后踏访了饶平县浮滨镇大榕铺村、三饶镇琴峰书院、黄冈镇楚巷居委会、樟溪镇厂埔村,以及广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实地考察张竞生当年活动的遗迹,广泛采访知情人,抢救历史资料,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广泛搜集张竞生的直接史料与背景材料。他以评论家的理性睿智、精微辨析,辅以小说刻画的细腻生动文笔,从忠实于历史的立场出发,对传主不虚美,不隐恶,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塑造完满结合,精心再现的张竞生艺术形象丰富了新世纪广东文学的人物画廊。清代叶燮谈及写作曾讲:“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后人不知言之,而我能开发言之。”(《与友人论文书》)传记文学历来包罗万有,古今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均可成为描写对象,然而如何选择传主却是一个学问。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得当,向来也是审视传记史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张培忠慧眼洞悉长期以来被忽略、被遮蔽的学术富矿,抢占了创作的先机,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公允评价传主的得与失,使传主的传奇与文学的光彩相得益彰,不仅成就了个人文学创作的一个“传奇”,也树立了广东传记文学的又一优秀范本。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风云时代产生风云人物,南粤热土自古以来就英才辈出,譬如开发岭南的先贤赵佗、冼夫人,唐代名相张九龄,宗教改革先驱惠能,明代新学宗师陈献章等,群星璀璨,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得风气之先,广东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更是成为新文化、新思潮、新理论争相绽放的大舞台,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留学生之父容闳等,群英荟萃,不一而足,每个名字背后都蕴涵着荡气回肠的故事。但毋庸讳言,这里还是有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如张竞生等曾经作出创新之功、在多个领域引领风骚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种种原因还鲜为人知。岭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具有鲜明的特色、特质、风格和优势,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优势,可以看作是广东传记文学创作的一项基础工程。作家若能做到潜心研究,长期磨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对岭南文化基因进行整理、组合,加以开发利用,其作品就不会流于猎奇、哗众取宠,将对树立广东文化形象、展示广东文化底蕴、擦亮广东文化品牌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部作品给我们的启示

□顾作义

长篇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在2006年被列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可见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题材。张培忠用近20年的时间,潜心耕耘、矢志不移、满腔热忱地投身这项工作,为一位显赫一时但尘封多年的历史人物纪实立传,如愿以偿,精神可嘉。

张竞生先生是广东饶平人。他有过许多敢为人先之举:第一个以超越时代的前卫观点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个在中国提倡计划生育,在时间上比马寅初早了30多年;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逻辑学”;第一个提出“美治主义”,主张以美育人进而改造社会。作为一位社会实践家,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他毕生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修公路,育苗圃,办学校。《文妖与先知》生动地再现了张竞生的传奇一生,充分展现出他的爱国思想、创新精神和学术成就。透过这个人物,折射了近百年来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科学真理、探索人生、人性的不寻常经历和思想轨迹。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可以引发出我们很多的思考。

其一,深入发掘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增强广东文化厚重感。生活和活动在岭南的杰出人物,代有辈出,先贤有赵佗、张九龄、惠能等,近代除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之外,中国的留美幼童之父容闳,最早的工程师詹天佑,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冯如等,都出现在广东。这些文化名人,在历史不同时期以其卓越的才能或思想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陶冶和造就了岭南人敢为天下先、开拓进取的精神。历史与人是分不开的,风云时代产生风云人物。张培忠在传记中呈现了张竞生很多敢为天下先的尝试,证明他在多方面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希望广东的文艺家深入发掘岭南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这对增强广东人的文化自信,提升广东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大有裨益。

其二,深入挖掘岭南历史文化新价值,擦亮广东文化品牌。广东历史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譬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容闳的教育救国理念,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等,都具有开一代先声之功。而张培忠在传记中论及张竞生的节育优生思想和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其前瞻性、科学性已被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因此,希望广东的文艺家深入挖掘、研究广东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新价值,擦亮广东文化品牌。这对广东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

其三,善于把握岭南历史资源优势,打造广东文化名片。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民主革命、国民革命等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都在南粤大地发生或拓展。马坝人遗址、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南海西樵山遗址,以及珠海、深圳的沙丘遗址,揭示了远古时期人类在岭南的生态;南越国遗址,见证了岭南首个地方政权的兴衰;“南海一号”(阳江)、“南海二号”(南澳)掀开海上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这些资源,意味着广东文学创作上独一无二的题材优势。张培忠为张竞生着书立传,从某个程度上是填补了广东文学创作的空白。因此,希望广东文艺家把握岭南历史资源优势,勇挑重担,写出更多的名篇、佳作,这对展示岭南文化的风采,打造“粤派”文化名片大有裨益。

百年中国学人的梵高

□雷   铎

我是作家的朋友,全面分享了张培忠从选材到构思,到搜集材料,到写作的全过程。读完《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对于张竞生先生,使我联想到梵高、唐吉柯德,也确感他是一代先知,是“铺路石”。 张培忠的创作也为我们深刻认识张竞生先生的价值提供了生动文本。对于这部作品,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百年中国的标本人物之标本意义,中国有三千年的人文史,一百年的近代史,这一百年能够折射中国历史的重大标本人物之一张竞生。那么张竞生这个人物的标本意义在于,他几乎是20世纪中国最富标本意义的个体户,因为他折射了以下内容,第一是政治史,重大事件史,其次是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社会学史,乡村改革史,风俗史,性史,婚姻史,控制生育史,裸体美术史,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翻译史等等。

二是张竞生慷慨悲凉的美治主义精神。我觉得刚才前面的致词都对张竞生很多第一的概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人物?我想美治主义的美是一把钥匙,美是理解张氏多面相关又分裂的人生意义的关键。在性关系上概括为互动,在婚姻家庭生育上,他表达的是一种美玄,那个玄其实是跟感字一样的,因为用美感的话,就容易变成现在说的美感。在乡村建设上,乡村生态是一种美生,希望天下的布衣苍生全部都能过上快乐的生活。其实张竞生身上有一种被过分放大的性学比重,所以我们如何从美的角度来理解他,其实对性的一种主张,是他的乌托邦的一个重要成分。性是张竞生身上的一个亮点,性也是中国人潜意识中的一种热点,是文化市场的卖点,所以张竞生现在被以性学博士放大这一点是否有还原的必要。

其次呢,性史,说是他人生的第四种水,这个是调侃的。那么张竞生自己是被性所淹没的。张氏的性学的浪漫诗意,掩饰下的这种理性漏洞,也让他在学坛形影相吊。如果推敲他的性学说,的确有很多诗意的成分,感性的成分,在逻辑上,尤其是可操作性上是有问题的。那么张氏的这种性学说,也让他的人生反复地出现了低潮跟困境。所以张竞生在性生活,家庭生活和情人关系等等,其实是一个失败者。

三是张竞生身上的人性光辉。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张竞生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本分人,是一个好心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人,是一个为全人类受苦的人,为中国人受苦的人,带着很多历史的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说他是先知,同时他还有烈士的成分。一方面他是忧国忧民,是一种家国的情怀。虽然和鲁迅不同,鲁迅说是烈性的毒药,是投枪匕首,是破坏者,是狙击手,但是张竞生他是一个温和的破坏者,同时又是一个建设者。两者相同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其次是忧天忧文,人文情怀。第三是忧男忧女,对世界上人类两大构成者的一种忧虑。还有忧我农工,是一种草根情怀。在现在物欲横流,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我们对这种带有草根情怀的人要表示崇高的敬意。

四是对于本书,张培忠所写的不仅仅是一个性学博士的传奇人生,他写的是史和事,同时他写的是人,写的是学和理。还原了一个有缺陷的善良先知张竞生。鲁迅说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有缺点的英雄毕竟是英雄。所以我可以说完美的小丑总是小丑,有缺点的张竞生毕竟是张竞生,成功的小丑依然是小丑,失败的英雄毕竟是英雄。当张竞生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还能够有这么多人来为一本写张竞生的书做这样一个研讨,张竞生在九泉之下是可以瞑目的。

人文革命的先驱者

□郭小东

如果说社会革命及其理想是群体的思想革命,它必须有一呼百应的社会基础,同时有裹挟一个时代的物质力量,包括暴力和武装斗争,它是壮大同时轰烈的。而人文革命的先驱者,他必然是孤寂同时决绝于时世的。尤其在中国,关于性学的观念革命,其文化推进就更其艰难。这是一场许多激进的学人惟恐避之不及的革命。

张竞生早在20年代就已经写出了《性学》,并饱受骂名,而他一直初衷不改,以最前卫与先锋的姿态我行我素。在最不可能坚守的地方,始终如一的坚守真理。这位在许多方面,尤其是人文革命方面,比起许多社会革命者都更其激进同时更其务实的性学博士,半个多世纪来,并没有得到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的充分重视与肯定,没有予以合适与足够的评价与张扬。致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在涉及人性与情爱问题的广阔领域中,包括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走了许多弯路,迷失人文风向,歪曲评判尺度。许多相关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论争因此而溢出学理,而陷入简单庸俗的机械唯物论之中。张竞生的研究,有重大的人文价值。

在当代中国,尤其应当追寻百年来中国人格精神的发展轨迹,应当把现代人格精神当成国民性改造与重塑的头等大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魂灵的现代性缺失,已经成为障碍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问题,也成为迟延实践政治民主的借口。

《文妖与先知》,虽然是一本评传,但作者把张竞生当作先知来评述,使这项研究企及一个广阔的人文视野,也同时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肯定了关于性学的研究及其现代观念的生成,具有与西方同一的步伐,只是走得更为艰辛曲折匪夷所思。其现代性就溢出了传主而成为一种文化涵盖的先声。

20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浪潮,是在心理学和性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以推动的。在文学上,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站到古旧中国的前沿,以其文学实践,形成了民族的脊梁与灵魂。张竞生则在人文革命方面,以其悲剧性的一生,完成了中国性学理论在旧中国的文化站立,奠基并铺垫了前行的道路,这就是先知的贡献。

对张竞生现代人格的叙写与肯定,对张竞生文化先知的地位的确立,并将其置于现代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同志、同行、同道的大时代共性中来研究评说,同时以大量前所未闻的民间搜罗与丰富复杂的人生细节予以铺陈,激活了这个人物。

鲁迅把张竞生着述称为“伟论”,并悲观地将希望推演至25世纪。但是张培忠的这本《文妖与先知》,至少能使我们在走向25世纪的长途中,不至于过于孤单和寂寞,有幸与先知一起,品尝现代人格与当下生存的甘苦,回溯在中国,作为先知的某种必然命运,以及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人格实践上,奉行特立独行、自由思想所付出的代价。

《文妖与先知》的出版,是文坛幸事,是思想文化界的大收获。百年来中国真正的文化先驱,许多遗落民间,无奈的隐匿、孤寂的淡忘,成为他们不公命运的写照。在这个意义上,打捞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文化高度,同时也彰显打捞者的良知与贡献。

回到历史现场

□何向阳

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回到历史现场。什么是历史现场?如果说传主张竞生至今还活着的话,今年是121岁,但他离开人世已经39年了。他1970年去世,活了82岁。这样算来,他出生、生长、生活的年代,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期。张培忠的书也是不甚明显地划分这两个时期的,以80年为限的话,就是前40年和后40年,前40年,是作者主要写到的。那么张竞生的前40年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现场呢?有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觉得他着实写得很到位。的确,当时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是皇权、天子的封建统治,连带圣人的那样一种系统解体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年代,这个年代科举制度刚刚消亡,士大夫这样一种体制已然不存,新兴的知识分子开始崛起,新学开始进入一直封闭的中国的视野;这又是一个匡时济世的年代,新兴知识分子在当时国运不济、经济文化各方面均面临着这样一种衰弱的时候,他们站出来,想出种种救世的方法,而且付诸实践,早期一代的革命者,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当然,这又是一个革故鼎新的年代,是士大夫退出历史舞台、知识分子接任其身份更新其使命的年代。总之这是个旧的事物解体,新的事物崛起,旧向新转型中,新兴知识分子也在对新事物进行探索的年代。

这四个年代交叠,作者于其中写到了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不是一个大人物,他开始在书中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有一些具体的、深入的革命行为,比如说与孙中山的谈话,与汪精卫的交往等等,作者不吝笔墨,关于史实,也许有溢美与想像的成分。但有一点,我读之非常感动。当第一次革命完成,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张竞生去找孙中山,他要求留学。我觉得写出了人的一种精神,他不居功自傲,不伸手要官,革命成功之后,总会提供一些新的机会与可能,而参与其中的人也不免要以此居功或兑现。但是张竞生不然,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他是一个志向宏远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写得非常好。8年留法,回国之后,他由革命者转型为学者这样一个形象。作者又如何展开他的学者形象呢?张竞生1921年受聘北大,当时的京华知识界,学界风起云涌,学术上也是石破天惊,很多新论在不同专业领域出现。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大,更是风云际会,新见迭出。当其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几乎都集中在这里,真正是学术上渊源有自、厚积薄发的年代。所以学者们自然是较少羁绊,有现代意识,并且崇尚特立独行。此时此刻的张竞生,现在回过头看,是真实地处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中的学人,他身上的传统与现代纠缠在一起,于学而言,8年的留法好像没有给予他更多的体系系统,他仍是根据自己心灵感悟而为,这一点他仍秉承着中国文化中庄子的传统。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他与李大钊有短暂交往,与梁启超、与胡适、与鲁迅、与蒋梦麟、与张伯苓等等,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冲撞或冲突。在这一徐徐打开的文化长卷中,在这样一个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非常特殊也非常鲜活的历史现场,作者复活了在现代思想史当中深具价值的一个个人物,他们都是大名鼎鼎,但同时作者亦写出了他们的普通、凡俗和可爱之处,我觉得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点。

二是回到了人的本身。张竞生的一生是回环性的,从饶平,到广州,到巴黎,到北京,到上海,又回到广州,回到饶平,他的起点到终点,正是地理上的起点到起点的圆形过程。这个过程展示了一个学者的命运,他一生浪漫,但是一生不得志。其实大时代给他提供很多机遇,但他从来不去抓住这个机遇,他半生蹉跎,四处碰壁,万人唾弃,他爱过也爱过他的人讲,他从来“不善于经营自己”。作者写出了这个人的特点,他具有人的缺陷,人的局限,这样一个将既有传统意义的士大夫性格,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浪漫结合于一体的人身上,处处复杂,也内外矛盾,作者写作诚恳、平实,在大的方面不骄矜夸饰,不曲意奉迎,他只是记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对自己的学问是有要求的。但那要求现在看来是他一种乌托邦的境界,是他理想的人格的一种寄托。作者后记里谈到六个定论,他说张竞生是“一个是出色的哲学家,一个重要的美学家,一个启蒙的性家学,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一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并最后总结他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当然这定论之中多有溢美成分,重要的是作者引用了张竞生信中的一句话:“‘以学问为学问’,不因时论攻击而见阻,亦不因世人誉赞而骄夸,逝守学者本色,誓终生牺牲于学问而不顾及其他也”。这种情怀跟我们现在链接起来,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的一种情怀,读书人的德行也是作者向往的境界。他不善于经营自己,他用心地经营了学问,不争一日之短长,却争万日之短长,我觉得这个精髓源于作者对他的读解。

做传记,类同知识考古,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尤其对人的精神的深入挖掘,多存挑战与变数,但是作者不但打开了历史的瑰丽画卷,而且在历史的繁复土层中,不断溯本求源,最后摸索出一个核心,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