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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烈传略

日 期:  2010/8/9 17:04:27 提供者:liuli

 一、少年立志,一片丹心报祖国

张伟烈,又名张永猛,抗战时期曾用名张开南。1911年6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上饶镇坝上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张应科(1878—1937),因祖父早年去世、祖母守寡而经济困难,在家乡务农;母亲杨坪(1886—1935),广东省大埔县人。

1917年,张伟烈开始在本村念私塾,学习《三字经》、《论语》。翌年转到本村小学,学习《共和国国文》、《算术》、《左传》、《古文》、《东莱博议》等。1925年东征军进驻潮汕,杨衍祥、张刚等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大埔县百侯中学教书,传播革命思想,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在当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张伟烈的外婆家就在大埔县百侯区,因此,母舅与父亲商定,于1926年上半年让张伟烈转入百侯中学附属小学,接受新的教育。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等率领南昌起义军进入潮汕,朱德率起义军在大埔三河坝抗击敌人后撤离,经过百侯时,张伟烈等一些学生为起义军当向导,一直把部队送到枫朗。这是张伟烈第一次接触革命工作者,并从此拉开了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序幕。后来百侯中学因教员、学生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停办。张伟烈转入了百侯振德小学,于1928年2月在学校加入共青团,并参加了4月的百侯暴动。这时,只有17岁的少年张伟烈,已经立下了一片丹心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1930年2月,张伟烈到湖山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因订购进步杂志《奔流》,加上平时的进步言论而被逮捕,受到威胁和吊打,并被转移到大埔县监狱。他的父亲当即到汕头,请同乡律师写呈文,向国民党大埔县当局申诉,大表兄詹益样出面借款,由父亲将张伟烈取保释放。为了偿还表兄代借的款项,父亲当掉了房屋,当掉了家中仅有的一亩多田,卖掉了耕田的大水牛。1930年底,张伟烈离家到汕头,得友人帮助,进回澜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在校期间参加了进步文艺团体。“九•一八”事变后在学校参加宣传队,进行抵制日货活动,并组织抗日义勇团,宣传抗日。1932年转至聿怀中学读初中三年级。

1933年,杨德昭恢复百侯中学,邀请陶行知派晓庄师范学校的一批学生来百侯中学任教,推行生活教育。1934年2月春节过后,张伟烈重新进入百侯中学艺友师范班学习,参加生活教育活动 (一面上课,一面在中心小学教书,饭费由学校负担)。唐文粹(曾任新四军敌工部科长)、王瑞符(中共秘密党员)等人都是艺友师范班的教师。半年后,留在百侯中心小学任教和担任低年部主任。在中共秘密党员王瑞符指导下,他和同班校友组织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开始了对革命理论的认真学习。1935年秋,张伟烈和中心小学低年部教师共同发起组织《时代剧社》,进行抗日宣传。这使他的宣传才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也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又发起组织百侯区教育促进会,得到罗明和一批中学教师的支持,革命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37年1月,张伟烈赴广州,归途中在汕头市区遇见了百侯中学师范班的几位同班同学,他们是去广西后在南宁入党的中共党员,在广西办进步刊物《新动向》。从此张伟烈一直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终于经过他们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于当年6月到保安县(今深圳市)布吉乡草莆村,在中共党员梁金星(后来曾任延安保小校长)主持下,和张力克(后来曾任国家建委的监察组长)等中共党员在草莆村创办一所民族中学,作为中共地下联络点,与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联系。这时,因妻子詹本在家乡病逝,张伟烈与百侯小学时同班的女同学萧志云(其父在香港开裁缝店)结婚。“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时,为了扩大抗日救国活动,张伟烈和民族学校师生出发进行抗日宣传,从广九、保安到南头返回,推动了广九路宝安段抗日救亡运动。

二、战争年代,披肝沥胆写春秋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初期,张伟烈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遣,前往赣南游击区,任江西抗日义勇军第2支队宣传队长。1938年2月,张伟烈率二十几个红小兵随军出发,经赣州乘船到达南昌新四军军部,被编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张伟烈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组织股长、团代表。4月4日,张伟烈随军部从南昌出发,经金华、兰谿到达皖南的岩寺,与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支队胜利会合。5月,张伟烈带领服务团的一个队去新四军第三支队,任服务团代表,在茂林一带开展民运工作,并配合中共皖南特委活动。

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十分重视开展铜(陵)繁(昌)一带的抗日工作,这不仅对保卫皖南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有利于加强军部同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联系。此时,铜陵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章啸衡等人的领导下风起云涌。章啸衡推派谢节之、陈是田到新四军军部,要求军部加强对铜陵抗战工作的领导。军部对此很重视。在此情况下,新四军政治部决定派遣张伟烈到铜陵工作。

8月8日,张伟烈离开云岭,第二天到达铜陵,来到汀洲钱家湾章啸衡家中,并在谢节之的陪同下,到沿江的团洲、沙洲大棚、老观嘴一带了解情况。半个月后,他回到新四军军部,被调到中共皖南特委,在黄山一带任巡视员。10月张伟烈被军部再次派回铜陵,配合新四军铜陵兵站工作,同时发动群众抗日。

1938年11月底,日军侵占铜陵。在张伟烈的帮助下,章啸衡、谢节之等在胥坝、汀洲一带组建了沙洲游击大队。这是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逐渐发展壮大,不仅配合新四军狠狠地打击了日寇,也为新四军输送了大批兵源,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38年10月起,张伟烈即在铜陵敌后发展党员,恢复发展党组织,先后任中共铜陵中心区委书记、中共铜(陵)南(陵)繁(昌)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4月,张伟烈任中共铜陵县委书记。9月,调任繁昌县委书记。1940年6月,任中共铜陵敌后县委书记。在他的组织领导下,铜陵、繁昌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有力地支援配合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1940年12月,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及中共皖南特委机关准备撤离皖南,张伟烈奉命留下坚持皖南斗争,任秘密中共皖南特委委员兼中共铜(陵)繁(昌)芜(湖)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将士英勇拼杀,与敌人血战7昼夜后弹尽粮绝,被迫向江北突围。

这时,来江北检查工作的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遵照中央指示,留在皖江地区负责收容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的新四军人员。他派张伟烈到江边设立联络站,负责与江南联系。张伟烈组织领导铜(陵)繁(昌)芜(湖)各县党组织,积极做好皖南事变突围人员渡江工作,先后有一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经由铜(陵)繁(昌)芜(湖)地区,安全突围到江北无为地区,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1941年5月,中共皖南特委在无为白茆洲重新组建,张伟烈任特委宣传部长。7月,皖南建立第一个县级政权——铜繁行政办事处,张伟烈任主任并兼皖南财经委员会主任。1943年3月,中共铜陵敌前、敌后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张伟烈任县委书记。11月,调皖南地委任组织部长。1944年底,张伟烈随皖南地委机关南进铜陵。1945年初,皖南联立中学在铜、繁交界的狮子山创立,张伟烈任校长。该校为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

张伟烈的妻子萧志云1939年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找张伟烈,被送到教导队学习,期满后分配在皖南做群众工作。1943年萧志云在繁昌病逝。1945年5月,张伟烈在铜陵与许恒结婚。她当时是皖江地区皖南分金库的会计,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使馆的一等秘书(1983年在北京离休)。

抗战期间,张伟烈与战友们长期活动于皖江两岸的铜陵、南陵、繁昌、青阳、无为等地区,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夺取皖江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张伟烈也因此与皖江人民结下深厚的感情。

抗战胜利后,张伟烈随新四军北上,渡过巢湖,从定远过铁路到盱眙。部队在淮阴集结后进入山东,曾攻打并占领敌人两大据点——韩庄和枣庄。他这时任山东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了泗县战役。1946年底,部队整编,张伟烈随师领导机关到达临沂山东军区。1947年1月,他被调到胶东,任组织部副部长,不久改任胶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西海军分区副政委、中共西海地委委员、华东警备第5旅副政委、中共烟台市委委员等职。

1949年秋,张伟烈参加解放长山列岛。战役结束后,随华东军区副司令张云逸于11月从山东出发,12月初到达广西宜山,任中共宜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桂北区党委委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十分猖狂,大肆捏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类的谣言,一时匪患极为严重。他在宜山参加剿匪1年多,当地土匪大体肃清后,于1951年调任中共钦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钦州期间,张伟烈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土改”运动。

1952年,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美国策划国民党残余部队,企图在海南岛登陆,以牵制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作战。为此中央决定:1、加强海南岛兵力,增调43军驻防海南;2、发展经济,与苏联合作大力种植橡胶;3、增强海南区党委领导力量,发动群众,加速土改,巩固海南。同年6月,张伟烈调任中共海南区党委第三书记。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海南的“土改”结束了,还种植了上百万亩橡胶。1954年张伟烈任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委委员。

张伟烈晚年十分想念那些在战争年代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战友们,他从不给儿女和家人增添负担,却一再要求儿女陪他到早年战斗过的地方,悼念与他一同战斗过的同志们,在安徽、在山东,在海南……他在意的绝不是眼前的好山好水好风景,而是烈士陵园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的坟墓。每一次,他都在墓碑前伫足良久,那个时候,他的心中又该涌起多少戎马岁月惊涛骇浪般的回忆呢!

三、外交领域,不辱使命见忠诚

1955年,张伟烈去北京参加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1956年4月,张伟烈奉命调到北京外交部。当时,中国外交学院刚刚创建,外交人才还比较缺乏,我国的驻外使节,大都从经过战争考验、政治过硬、作风优良和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优秀分子中挑选出任。张伟烈一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又长期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完全达到了一名新中国外交官的基本要求。于是,同年8月他和夫人许恒赴莫斯科,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兼中共党委副书记。1957年11月,***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时,张伟烈受到毛**的接见。1960年6月,张伟烈偕夫人许恒赴巴格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大使。197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摩洛哥大使。1974年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78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1981年调回北京。

张伟烈自任驻泰国大使时,就十分重视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他尤其希望把泰国的一些先进技术引进到中国,推动泰国一些大中型企业到中国投资开发。经过他的牵线搭桥,终于促成了正大集团与中国的经贸合作。1985年3月张伟烈离休后,曾担任中蒙、中泰友好协会会长。张伟烈任中泰友好协会会长的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的各项建设需要引资,泰国不少华侨也十分愿意在中国投资,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张伟烈为此起到了很好的沟通和桥梁作用,他在华侨中获得了极好的口碑。

张伟烈在担任驻外使节期间,一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忠诚地执行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同驻在国的国家元首、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和当地华人华侨,都建立了密切联系,获得了他们的普遍好评,为发展我国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曾经经历过多次惊险,但他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化险为夷,表现了一位中国外交家的尊严和对祖国的忠诚。其中有两次历险令使馆同志特别难忘,一次发生在伊拉克,一次发生在摩洛哥。

1963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早上,在驻伊拉克大使官邸,张伟烈夫妇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许恒已经梳洗完毕,正准备坐车前往巴格达郊区的桔子园,参加伊拉克空军司令的亲属们举办的一次聚会。这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嗡嗡的飞机声,由小到大,越来越响。只见几架飞得很低的飞机从许恒的头顶掠过,声音震耳欲聋。房间里急促的电话铃也在此刻骤然响起,一位伊拉克朋友告知许恒:“空军司令被打死了,聚会活动取消。”伊拉克是个多政变的国家,显然,伊拉克发生了政变。这时候枪声不断,炮声隆隆,形势十分危急。张伟烈夫妇加上秘书罗维成本可以呆在官邸里暂避一下风险,但他们十分挂念使馆的同志们,他们心系的是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危,而不是个人的性命。

不久,收音机里播出了《告全体公民书》,宣布从15点开始在巴格达实行戒严。张伟烈此时果断地说:“赶快走,戒严前必须离开官邸到使馆!”使馆派来官邸接张伟烈夫妇的周安荣同志也赶到了官邸,好心的公务员深恐大使出意外,建议大使的车上不要挂国旗,张伟烈坚决不同意。他说:“个人安危是小事,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车上必须挂国旗。”他唯一考虑的是使节的气节和国家的尊严,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就这样,在紧张危急的氛围中,他们的车直奔使馆。虽然按照国际惯例,外交使节的车辆享受不可侵犯权,但在发生政变时,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路上,壕沟里埋伏着数不清的政变部队士兵。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瞄准载着张大使的轿车,但车上的人毫无胆怯之意,镇定自若地面对这种危险处境。汽车很快开到政变部队面前,司机开足马力,一下就冲了过去,顺利通过了政变部队的封锁线。大使馆的参赞及其他工作人员,都还在为张大使一行的安危担忧着,当看到他们安然无恙地回到使馆,都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巴格达全市就开始戒严了。

张伟烈最危险的一次遭遇,并不是伊拉克的这次经历,而是在摩洛哥,在皇宫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次遇险可谓与死神擦肩而过。1971年张伟烈和许恒被派驻摩洛哥王国。1971年7月10日上午,张伟烈和翻译聂兵杰参加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生日庆典。招待会在距首都拉巴特30公里的斯基拉特宫举行。那里风光秀丽,空气清新,每年夏天,国王都到这里避暑消夏,所以有夏宫之称。斯基拉特宫是海边上的一座阿拉伯风格的建筑,国王生日招待会就在该宫园内举行。参加的人中除了摩洛哥王公贵族、文武大臣、知名人士以外,还有各国使节。招待会采用的是自助餐形式,活动内容也丰富多彩。

招待会正进入高潮时,突然四周响起了枪声。当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原因时,子弹已从头顶上飞过。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人赶紧向东边的大门口跑去,有的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顿时现场乱作一团。张伟烈听到这密密麻麻的枪声,看到那惨不忍睹的场面,他小声对身边的翻译聂兵杰说:“发生政变了。”当时摩洛哥的游览大臣、最高法院院长等政府要员当场被打死。议长、青年体育大臣和国王的弟弟阿卜杜拉亲王等负了伤。几分钟前还与张伟烈聊天的首相办公厅主任赖加里也倒在血泊之中。沙特大使受伤,比利时大使死于非命……这时最要紧的是必须立即离开现场。于是张伟烈和聂兵杰随着人群往西走,他们正要往公路方向走,枪声又密集起来。政变部队包围了夏宫的沙滩。怎么办?大家处于进退维谷的焦躁状态中。张伟烈不仅是小聂的领导,也是他的长辈。他安慰小聂:“只要趴着不动就不要紧。”话音刚落,子弹掀起的泥沙又落了他一身。

一个多小时以后,政变士兵端着枪,逼着参加招待会的人和一些外宾返回夏宫。在约两千人中间挤来挤去,泥沙、海水、血污蹭了满身,气氛十分紧张。混乱中,张伟烈与小聂挤散了。直到下午5点多钟,他们才不期而遇。而此时,司机乔正祥也正在宫外焦急地寻找他和小聂。由于政变部队兵士的失误,政变头子迈德布赫撞上枪口,应声倒下。政变者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哈桑国王抓住时机向士兵们宣传伊斯兰教义,念《古兰经》,主张和平解决,政变士兵果然被说服了。就这样,夏宫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分布在王宫、王家军队司令部、拉巴特电台、公路两旁和丛林中的士兵仍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战斗。司机乔正祥载着张伟烈和小聂开足油门奔回使馆。晚上11点钟,42岁的哈桑国王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叛乱已经平息。在这次政变中,死伤230多人。张伟烈和聂兵杰是幸存者。他们的历险足以说明,外交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舒适平静,而实际上,却是十分复杂,也有惊险的场合,有时还会流血牺牲,付出宝贵的生命。

四、家庭美满,幸福晚年志弥坚

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张伟烈用一生的时光书写了光辉的生命乐章。生活中的张老,开朗豁达,平易近人,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房间里除了做了详细分类的书橱里的书籍之外,各个角落都摆放着他所购的各种图书。据儿女介绍,他一直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生前最喜欢看的是历史类的书籍,22本《中国通史》等赫然摆放在书橱里一个显眼的位置。因为:一是他早年曾担任过历史教员;二则与他30多年的外交生涯息息相关,知古才能察今。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对于时事的分析一直保持着前瞻性,无疑,这与他遍阅历史书籍的功夫是分不开的。

除历史书籍外,他根据内容对图书所作的分类也十分惹人注目。哲学、语文、诗词类;文学(小说)类;党、马列毛着作类;政治、经济、军事类;科学、技术、医学、体育类;外交类。这种详细的分类也许不符合规范的图书分类,但却满含了张老对书籍的热爱。拥有藏书的张老是富足的,他离休后的生活也因为这些书籍的陪伴而更加淡定从容。

在患病之前,张伟烈一直保持着矍铄的精神状态,早年因为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和儿女们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晚年又因为儿女各有各的工作,也没有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他常自叹对儿女们的关心不够,却从不抱怨儿女们。张伟烈的一生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一生,更是乐观快乐的一生,在他九十高龄的时候曾写自嘲诗一首,书于他书房的北墙上。诗中写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八十称小弟,年进九十不算老,健康长寿祝贺你。”诗的落款是“社会主义新人生,九十自嘲”。在诗的两旁还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老当益壮志弥坚,满目青山迎朝阳”。二女儿向东尤为喜欢父亲的这幅字,她这般评价;“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太好,离书法作品还有差距,但这幅字中透露出淡泊名利的达观心态和他在九十高龄时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精神,却深刻影响并激励着我们兄妹5人。每当我们看到这幅字,都仿佛听到父亲的谆谆教导。”

夫人许恒对张伟烈的评价,更是用了“严格”二字。他们于1945年在铜陵结婚,从此两人终身相伴,共同奋斗。他们共育有3个儿子张晓临、张晓建、张晓春和两个女儿张向荣、张向东。的确,张伟烈一生严己、严家人、严儿女、严亲属。他一直教导儿女:“有本事做事就做,没有能力的绝不勉强,凡事要靠自己。”5个儿女也都遵循父亲的教导,正确定位自己,自强自立,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发展各自的事业。也正因为这样,当在某工厂任工程师的长子下岗后,没产生任何失望的情绪,更没有利用父亲的关系谋工作,而是靠自己找到新的岗位。另外,张伟烈也不赞同年轻人都涌到北京这个地方,他一直认为偏远地区更需要青年才俊去贡献力量,已经退休的二女儿向东谈及此事还深感辜负了父亲的期望。在儿孙读书的事情上,他也总是教导他们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女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读普通学校,和一般人家的子弟共同学习更有利于个人的成长。

离休后,张伟烈闲暇时间除了喜欢读书之外,还十分青睐爬山运动。他总是早上5点多就起床,和夫人同乘公交车到达景山公园或北海公园,无论严冬还是酷暑,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卧病前夕。公交车上的乘客并不知道这位老人是从广东饶平的一个小乡村走出来,一步步走到北京,在诺大的革命、外交舞台上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当辉煌落幕时,他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的老人。只是,他是一个更有忧患意识的老人,因为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心系着祖国的发展和繁荣。

2006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优秀的外交战士,外交部原驻外大使张伟烈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张伟烈病重期间及逝世后,胡**、曾庆红、贺国强、王刚、唐家璇和钱其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不同的方式  .

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张伟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又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朴素廉洁的一生,他对党的事业、对国家的前途与发展充满热情,将永远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