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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籍院士“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日 期:  2010/8/4 16:17:50

 

1926 年 3月 12日 ,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海丰县,祖藉广东揭阳市揭东县玉湖镇新寮村客家人。

在家乡读过初中,为了跳级进入有名的省立高中,年少的他步行数百公里跋山涉水去广东梅县辗转广西桂林求学。 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某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开拓了我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开拓了我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对我国核潜艇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看来黄家是与这个“武”字有着不解之缘,按当今流行的说法是“遗传基因”。祖父是前清武秀才,而黄旭华是现代武器专家,都是“武行出身”。所不同的是百年前祖父是用原始的拳脚加上棒剑之类,而现在黄旭华却是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

当时困难之大

今天很难想像

1958 年为了国防现代化,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以战略家的勇气和预见向党中央打报告请求研制核潜艇。报告很快批下来了,马上进入准备状态。 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中国提出希望苏联帮助发展核潜艇。赫鲁晓夫非常傲慢地说:“你们的工业基础、技术水平根本搞不成核潜航……”毛主席不信邪,下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一指示规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要建造我国自己的核潜艇。但他们几个人只参加过苏制常规潜艇的仿制工作,至于核潜艇是什么样的,谁都没见过。当时困难之大,今天很难想像:没有 90厘米厚钢材的加工设备,甚至连核潜艇专用的特殊钢板的研制工作也没有开始;尤其关键的是我们的核工业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给研制工作吹来了东风,这才使核动力的解决成为可能。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这“三件宝”,“ 09工程”取得了进展。

常规潜艇大部分时间的水面航行,大多采用线型设计,而核潜艇大部分时间在水下航行,为了尽量减少水对潜艇的阻力,必须采用水滴型设计,但这会使核潜艇的操纵性差一些。

为了稳妥起见,美国采取了分三步走的办法。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呢?黄旭华带领设计人员一头扎进综合性实验室,获得了几万个数据,终于解决了核潜艇的操纵性问题。于是我们的核潜艇外型设计三步并作一步,搞出了水滴型。

国外的技术封锁也真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资料与报道真真假假,障眼法、迷魂阵,故弄玄虚。某国为加强导弹发射时艇身的稳定性,专门设计了一节舱来安放一个重达 65吨的大陀螺,须知水下空间是异常珍贵的,这不仅占用了潜艇的黄金空间,就连那 65吨重的大陀螺也是一个攻关课题呢!黄旭华又带领设计人员经过反复计算、分析、研究,终于通过调整核潜艇内设备布局解决了这一难题。相信科学,相信自己,咱们不装它。果真不错,稳定得像在陆地上,摇摆角,纵倾角、偏航角、升沉都接近于零。可见对外国资料不能迷信,除了要用放大镜,显微镜去看,必要时还要用上照妖镜。

在价值上亿核潜艇面前

个人的名誉、地位算什么

有人问及:万一失败,名誉、地位受损?黄旭华郑重其事地说:“在价值上亿的核潜艇面前,我个人的名誉、地位算得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尊重科学,服从真理,对我们自己的研究结论有信心罢了。”

回忆起那段艰辛岁月,黄旭华仍然感叹不已。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成千上万的数据只能用算盘、计算尺一个一个算出来,为了一个数据,经常工作到深夜。困难时期单调乏味的菜谱。“文化大革命”白天批斗,晚上加班。“堤内损失堤外补”,为了保密隐蔽,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一呆就是十几年……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劈头盖脑扑过来,他和同事们硬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无名英雄们终于胜利了!当有人戏称他为“不可告人”时,他欣然笑纳:“是的,我在交通大学上学时就开始了,‘不可告人’的地下党的人生了……”无论是地下党工作,还是海下核潜艇研制都是秘密工作,虽因“不可告人”有点憋人,但那神秘惊险感总激发人炯炯有神、充满乐趣……接着他还会动情地说:“我们的同志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这荒山半岛上吃苦,还受委屈,却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一个人掉队,当逃兵,是什么支撑我们坚持下来的呢?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我们靠的是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

1970 年12月26日 (毛主席的生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成为继美、苏、英、法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4年 8月1日(建军节)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朱德总司令登上指挥舰专程检阅了“长征一号”,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元帅庄重地抬起右手,向那条钢铁巨龙、也是向制造这条钢铁巨龙的科学家们敬礼,表示了人民军队的敬意。 1988年我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又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的国家。

我们走出了独立自主研制核潜艇的成功之路,不但比他们走得快(美国搞核潜艇搞了10年多,而我们只用了8年多的时间);而且比他们走得好,某大国的核潜艇在水下潜航80多天(这是个坎,人在那时会烦燥疲乏,食欲不振,生物钟失调,心血系统紊乱。故说它是人所能承受的生理极限),有的艇员最后只能靠着担架抬出核潜艇;而我们的核潜艇在水下航行时间比他们长得多,艇员们都仍能精神抖擞地走上码头,可见我国核潜艇的质量是一流的!外电报道:1996年我军在台海举行导弹试射演习,美国派航空母舰到台海打探军情,当我军核潜艇驶出军港潜入茫茫大海之中时,美航母只好无可奈何地当即驶离台海……

中外人士交口赞誉黄旭华为“中国的李科维尔(‘世界核潜艇之父’)”,他却一再否认:“中国的核潜艇是一项群体事业,它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关怀下,由一大批科研人员集体创造出来的。我不是‘核潜艇之父’,我只是其中一员,我不过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是的,这是一项宏伟的群体事业,另一位客家院士,着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解决了核动力的小型化、再到精微化的问题;还有一位客家院士,着名分析化学家卢佩章,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从来没有动摇过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念,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为解决核燃料的浓缩和核潜艇空气净化的分析关键作出了贡献,从而保证了核潜艇密封舱的大气环境优于外国,使艇员在水下活动的时间比外国长得多。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离不开全国 24个省的2千多家工厂、研究所及大专院校,第一艘核潜艇的设备 4万多台(件)、管道 120多公里,光是所用的材料就有 1千多种规格,全部由他们承担,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告:就像“两弹一星”那样,我们的核潜艇也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这是中国式特有的“团队精神”的胜利,也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事业上永不满足

待遇上知足常乐

作为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历尽千难万苦的人,黄旭华对人生有着独特的阐释:“在事业上,我是永不满足,寸步必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个人生活条件物质待遇方面,我的座右铭是十六个字;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正是这高尚的情操,成为黄旭华力量的源泉,成功的保证。

作为一个曾经“官”至厅级的核潜艇研究所所长(现为名誉所长)、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当年的待遇确实令记者大为惊诧: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其他所领导也是如此),全所有空调的房间除了接待室以外,就是安放了贵重仪器的一些试验室。论收入,黄旭华当年每月总共能拿到1100多元,这已经算整个核潜艇研究所最高的了;论住房,1982年,黄旭华担任所长时分房,没有人愿要顶层和一楼,他挑了顶层,所里的党委书记挑了一楼——所领导“顶天立地”。夏季,黄旭华的室内温度经常达到 39.5摄氏度,而直至去年,他才在家里装了一台空调。冬天,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家里常常是1~5摄氏度的低温。论用车,黄旭华和其他所领导都没有专车,所里最好的两辆小车是买了几年的“桑塔纳”。接过黄旭华递来的名片,上面不管是办公室电话还是家里电话,都是分机号码。

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长期以来,黄旭华不能向亲友透露自己实际上是干什么的,也由于研制工作实在太紧张,从1958~1986年,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海丰探望双亲。直到近年,他的事迹逐渐“曝光”,亲友们才得知原委。

黄旭华反复强调,从五六十年代就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人中,像他这样的人,远远不止一个。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把名利看得淡如水——黄旭华,以及许许多多像黄旭华那样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群。由此想到了一句最恰如其分的赞语:他们就是鲁迅先生所讲的——“中国的脊梁”。

正是因为在上述“ 09工程”中的重大贡献,黄旭华个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还两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集体)。国家科技进步奖分一等奖和二等奖两个等级,特等奖是对具有特殊贡献者的特殊奖赏,足见“ 09工程”在我国国防现代化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