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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外交大使柯华

日 期:  2010/5/31 17:38:49

我和柯老初识于1993年。那一年,在柯老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柯老众望所归担任了首任会长。由于不断参加理事会的活动,我也逐步接触、了解了柯老,特别是后来,我有幸拜读了由柯老口述,许焕岗、李兆翔执笔的《柯华大使的外交生涯》,使我对柯老的传奇人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柯老谦逊地说“我不是历史人物,只是新中国一个外交官,曾经四任驻外大使,三任外交部司长,有幸亲眼目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以及当今中国领导人,代表人民的意志、民族的愿望,为了今天所做的一切。”

在柯老那里,说起过去的经历,一切似乎都是那样平常。好吧!那就让我们通过一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共同来领略这位潮籍资深外交家平常背后的耀眼风采。

从燕大学生到抗日军人

柯华,原名林德常,1915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鲤湖镇。小时家境贫寒,父亲到南洋打工维持全家生计,母亲除做家务外还要织布挣钱贴补家用。家庭的贫困,社会的不公,列强的欺侮都在柯华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彭湃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离他家15公里的大南山建立了根据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上进步书籍的启发,少年柯华已经渐渐懂得了为国为民奋斗乃是一个有志者的崇高责任。因此,当1931年9日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时,正在读中学的柯华十分气愤,毅然参加学生游行队伍上街游行,到市政府请愿,并捣毁了国民党市党部。

1935年,柯华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那一年的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示威运动。面对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关系国家危亡的一件件一桩桩事情,柯华热血沸腾,早早就来到集合地点,和大家一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向着新华门进发。他们一遍遍高呼着抗日的口号,不停唱着抗日歌曲,最后终遭军警残酷镇压。随后柯华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队,返回校园后又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并参加社会科学联盟(共产党秘密的外围组织)。

1937年4月柯华参加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燕大学生代表团秘密到延安参观学习,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两次接见他们,对“一二九”运动作了重要评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抗战,准备了抗战。

在当时,抗战在柯华心中是第一位的,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抗战。马占山在察哈尔打日本鬼子的消息传来,柯华立即写信去慰问。傅作义在绥远抗战时,柯华和几个同学参加了陈波儿、崔嵬的剧团到归绥、百灵庙慰劳抗日官兵。“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柯华又参加燕大慰问团到前线慰问……

抗日战争爆发后,柯华怀着抗日的满腔热情,脱掉学生装,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抗日军人,先到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继而去了延安。

柯华在延安工作过12年。进过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毕业后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参加过整风运动,当过土改工作团长等,一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调任西安市委副书记才离开革命圣地延安。

出任新中国第一任礼宾司长

1954年底,柯华从西安调入北京,出任外交部礼宾司第一任司长。从此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下,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由于新中国外交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外交部亟待扩充队伍,补充力量,于是党中央决定外交部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所需人才。柯华被列入选拔范围,而且经过一番考察比较,越来越成为中心范围。外交部看中柯华,除了政治、业务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柯华的英语功底好。柯华在中学英语学得就比较扎实,成绩总是在全班名列前茅。有一次英语考试,不知什么原因老师把柯华的试卷丢了。老师根据柯华平时的成绩,毫不犹豫地给他记上了“99分”。然而,柯华对老师给“99分”非但不领情,而且是不满足,要求重新考试,重考的结果获得了“100分”,一时被传为佳话。考入燕京大学后,这里的良好语言环境使他的英语水平又得到新的提高。

柯华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和毛主席有多次的接触,但他与中央高层领导人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的影响是极深的。一谈起他的外交生涯,他就禁不住要谈起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教大家做外交工作的许多往事至今使他难以忘怀。当上礼宾司司长后不几天,就得到周总理当面教诲:外交无小事,遇事多请示。

1955年初,柯华刚上任后几天的一天上午,印度驻华大使打来电话,询问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要直接同总理通话。礼宾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几位司领导反复商议后,由一位专员出面婉言拒绝。此事后来受到总理的批评,原来是总理在不久前陪同毛主席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和印度大使说过,有事可直接给他打电话。周总理同柯华单独谈话,询问柯华到外交部工作前担任什么职务,接着耐心地向他谈了中印关系的重要和毛主席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周总理对柯华说:“做外交工作,可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工作的每一件小事都疏忽不得,搞不好,都关乎国家大事,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影响。”

中国派驻黑非洲的第一位大使

1956年夏,外交部为适应新形势下外交工作的需要,增设了一个司——非洲司。柯华被任命为该司的首任司长,这使他在中国外交部组织史上又占了个第一。在柯华的带领下,这个新设立的机构很快运转起来。

1957年3月,柯华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出访加纳,参加加纳的盛大独立庆典活动。

1959年,中国与非洲发展外交关系的历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经过与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在北京谈判,双方同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60年初,柯华被派往科纳克里担任中国驻几内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往黑非洲(撤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位大使。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周总理在柯华赴任之前亲自与他谈话。总理语重心长的嘱托,热切殷殷的希望,使柯华深感肩负责任重大,又信心百倍。

至1964年4月,柯华奉调回国,担任西亚非洲司司长,他在几内亚整整工作了四个多年头。他与几内亚高层领导建立了良好关系,参与了周总理访问几内亚和杜尔总统访华等重大国事活动,有针对性地组织了对几内亚的经贸援助,并多次代表中国访问其他非洲国家,为发展中非关系做了大量工作。

在“文革”磨难中刚直不阿

1966年5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柯华万万没有想到,这股风暴一开始就卷到他身上。柯华被诬陷“反对毛主席”,因此无端遭到揪斗、抄家、关牛棚、最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文革”中,柯华一直被厄运折磨着,但他刚直不阿。对诬陷他“反毛”的问题,柯华一次也没写过检查。军代表找柯华谈话,要“培养”他为“宽大”处理的“典型”,条件是承认反对毛主席,从灵魂深处找原因,并作出深刻检查,这样就可以继续出国做外交工作。柯华认为这件事本来就是个别人编造的,坚定地拒绝了他们的“条件”,因此也就面临着成为“镇压”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外交部全体会议上,面对造反派的猖狂攻击,分工主管外交部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你们要造反吗?”第二天在一片打倒声中,柯华却贴出大字报:“陈总的脾气发的好得很。”还有一次,在外交部召开的一次部务会上,有两位平时高喊“打倒陈毅”的司长也来出席会议,柯华顿时火冒三丈,噌地站起来,气愤地嚷着:“你们还有脸来参加会议,应该立即出去!”就这样,他俩硬是让柯华给“骂”走了。

由于柯华公然与造反派唱对台戏,自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揪斗的重点对象。柯华的家被抄了,最让柯华心痛的是这伙人抄走了他的三支枪,因为这三支枪都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其中那支卡宾枪,是平型关战役的战利品,是柯华得到的第一支枪。那支左轮手枪,则是在延安,我军与胡宗南部队作战时缴获其军长刘堪的,作为战利品分配给柯华。而特别让柯华心痛的是这支双管猎枪,因为这是周总理送给他的。说起来,这支双管猎枪是苏联元帅朱可夫送给周总理的礼物,上面刻着周恩来和朱可夫的名字。周总理知道柯华喜欢打猎,而且枪法不错,就让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把这支双管猎枪转送给了柯华。

柯华从“牛棚”到了“干校”当“猪倌”,后来当了干校校长。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荒漠上。柯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干校领导小组成员说:“这个叛国贼终于自取灭亡了,弄四个菜,两瓶酒,庆祝一下,我请客。”有人提出:“干校规定不让喝酒呀!”柯华本来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人,可这一次他却破例了。

1972年底,外交部调柯华返京,出任驻加纳大使。

受命与四个国家进行建交谈判

柯华先后受命与加纳、马里、菲律宾、泰国四国进行建交谈判,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留下了历史的纪录。其中,与加纳“15分钟神速建交”,更是一些外交官对中国与加纳建立外交关系的概括。提起这件事,柯华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60年7月2日中午12时,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来加纳参加加纳共和国成立庆典的柯华,受到恩克鲁玛总统的接见。柯华在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诚挚的祝贺之后又表示:“我很愿意听取阁下对发展中加关系的意见。”而恩克鲁玛则在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的祝贺之后接着说:“关于发展加纳共和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阿克拉设立大使馆,我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

柯华接着问:“阁下认为在什么时候合适呢?”

“Immediately!”

无需翻译,柯华十分清楚这个英语词汇所表达的意思,译为汉语就是“立刻”。恩克鲁玛随后表示,他已指示外交部长直接与柯华进行建交谈判。

很快,加纳外交部长阿科·阿杰依找到了柯华商谈两国建交事宜。柯华建议请阿科·阿杰依外长先拟定建交公报的草稿,外长欣然同意。只见他顺手撕下手边报纸的边条,就在上面写起来,大约10分钟左右,他就拟出了公报草稿。可见,他早已打好了腹稿。柯华看过后,提出增加如下内容:“加纳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阿科·阿杰依表示完全同意,将此内容一字不漏增写进去,并建议立即草签。随后,双方就在草拟在报纸边条上的建交公报上签了名。

如此进展神速,形式简便,在世界建交史上不能不称之为奇迹。然而,其背后却隐含着柯华一系列有效、细致的友好工作。随着历史的变迁,曾为建交而探索的柯华,十几年后又出任了驻加纳大使。

1960年9月22日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随后柯华两次访问马里,积极开展工作,终于与马里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并于1960年10月27日,中马双方在各自首都同时向世界发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

关于中菲、中泰两国的建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都直接亲自参与领导,关键时刻与对方进行会谈或指示外交部人员进行谈判,使相对棘手的两国共产党关系问题、台湾关系问题、华侨国籍问题,都得以圆满解决,在双方都满意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

1975年春天,柯华受命与身为菲律宾驻日本大使的罗慕尔德斯进行中菲建交谈判。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了中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1975年6月17日柯华又受命与泰国驻美国兼驻联合国大使阿南谈判中泰建交问题。1975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立·巴莫总理共同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被菲律宾华侨称为“父母官”

1975年冬,柯华被任命为驻菲律宾首任大使。12月15日下午3时,柯华来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他们一行八人走出机舱时,受到菲律宾外交部礼宾司卡智墨司长的欢迈。使柯华感到意外的是,机场上有数千人拥上前来,举着旗子,用汉语高呼口号。卡智墨告诉柯华:“今天来欢迎大使阁下的有5000多人,有菲律宾人,更多的是华人。”

柯华深感责任重大,不断留意各方面的反应,到任后即广泛地在当局和群众中开展中菲之间的友好工作。一方面密切联系高层领袖,增进友谊,使他们为中菲友好倾注更多热情。一方面到菲律宾许多城市和农村访问,发表讲话,阐述中菲友好。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为加深同中国的友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外交部长黄华访问菲律宾。他们把中国看作亲戚,经常到中国大使馆作客。并积极倡导中菲之间的文化、艺术、体育交流,使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断发展。建交后到1980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相当于建交时的五倍。

在宿务,柯华同华侨举行“一家人,谈家常”的对话。柯华用家乡潮州方言(闽南语)即席讲话,华侨听到乡音,倍感亲切,随意提问,倾吐心声。当地华文报纸写道:“二十年来我们所盼望的父母官终于来到我们面前,心中的喜悦,真如年久失散的儿女,终于和父母重逢那样,是一时难以诉说,一时难以形容的。”

被称为华侨“父母官”的柯华,还关心华侨的婚丧嫁娶,曾亲自做媒,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曾到灵堂为普通爱国华侨吊丧,感动得孝子长跪伏拜叩谢。

出使英国为香港回归探路

1978年9月6日,柯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来到英国伦敦。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派她的典礼官用一架四轮马车接柯华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庄重、显赫,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柯华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涛,那是一次屈辱的出使,他和副使刘锡鸿专为“谢罪”去了白金汉宫。而今天,中国使节在伦敦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礼遇,真正是:“换了人间”。

柯华就任驻英国大使期间,收回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已经提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上。1982年夏,柯华奉命回国参加收回香港问题讨论会。会后奉命返英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和英国政府当局,了解英国对我收回香港的反映和英国政府的政策。从此,柯华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

1982年7月12日,柯华宴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谈话的基本观点是:三个条约是合法的,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保持目前同中国合作的办法,保留英国的行政管理,香港地位不变,持续现状30年、40年或50年。针对英方的主张和意见,柯华根据我方的一贯立场据理说明,并报告了国内。

7月24日,柯华在伦敦同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和前任总督麦理浩就香港问题进行讨论。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提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进行管理。柯华据理说明:主权和管理权是不可分的,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理权。双方争论了两三个小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尤德和麦理浩几乎同时说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一致怎么办?!”

柯华轻轻地一笑回答说:“你们不是出兵远征马尔维纳斯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8000多海里,沿途有许多可以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你们不妨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试一试,这也不是不可以的呀!”

尤德和麦理浩一下子都愣了,稍微停了一会儿,才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只能谈判。”此时柯华深深地感到,我们国家强大了!不然怎么能说出这样气壮山河的话语呢!

见证中英首脑首次会谈

1982年9日22日,金秋时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9月24日上午,撒切尔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新疆厅同邓颖超倾谈片刻,然后被引导向福建厅走去。快到门前时,厅门大开,邓小平同志迎了出来。宾主落座。小平同志胸有成竹,安然半靠在沙发上。撒切尔两手平放在膝上,面带微笑,端庄凝重。中方在座人员有黄华外长和柯华,英方参加谈判的有尤德,巴特勒和柯利达大使。

撒切尔外号“铁娘子”,而邓小平则被毛主席誉为“绵里藏针”的“钢铁公司”。一阵寒暄之后,很快双方就为解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百多年来的“死扣”,围绕中国固有领土香港的前途展开交锋。

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仍然强调“三项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甚至断言“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并说如果“香港发生了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会谈原定一个半小时,结果比原定时间又延长了50分钟。撒切尔最后表示:希望不要把今天会谈的内容公布出去,并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谈是坦率的、友好的。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事出偶然,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不慎绊倒。当天下午,柯华和夫人陪撒切尔夫人游览了颐和园。

此后,双方经过多次较量,终于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历史按照其应有的逻辑继续在发展,跌宕曲折,复杂错综,双方较量到最后,直至1997年6月30日午夜的回归庆典。

香港回归观礼感怀

1997年6月30日,柯华随中央政府组织的香港回归观礼团经深圳到香港。午夜,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嘉宾,云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厦,翘首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零时零秒,企盼了156年的时刻终于到了,英国国旗降落下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区旗高高升起。此时此刻的柯华,一种历史感油然而生,不禁百感交集。记得少年时,学校墙壁上“还我河山”、“毋忘国耻”的大字,时刻警醒着人们。几百年前岳飞在《满江红》里唱出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纳喊,我们这一代人有幸参与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斗争,有幸亲眼目睹香港失而复得,太值得自豪了!

从6月30日下午5时到港至7月2日上午10时离开,在总共40小时的时光里,柯华既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也静静思考着一些问题,写下了《香港回归观礼随感》。此文后来在香港报纸发表,得到港人的高度赞同。2000年8月,香港《明报》曾连续发表4篇短评,称赞柯华的《随感》:“很有水平,很有针对性,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外交家对国家、对民族的不懈贡献。

(本文根据《柯华大使的外交生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