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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树森畅谈文化建设:广州会成为音乐圣地

日 期:  2009/7/11 15:50:39 提供者:huan1234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决定了当地群众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素质。

对老百姓而言,谈GDP的数字没有多大的意义,老百姓只会看在这个城市生活得好不好,能否安居乐业。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为广东音乐感到骄傲,但我觉得广东音乐应该继续努力,才能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境界。

本报记者 周祚、林洪浩

昨日,就在中国音乐界综合性专家大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即将在广州举办前夕,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树森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从“金钟奖”的影响到如何打造音乐之都,从让“老古董”(文物建筑)焕发历史光彩到规划推出新的城市“名片”(新的文化设施),从一个城市经济与文化的依存关系到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林树森畅谈了对“金钟奖”落户广州的看法以及广州为加快文化建设正在作出的努力。

实惠远远不是几万张送票

记者:本次“金钟奖”免费送给了市民2.3万张门票,这对市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实惠,那么从更高的层次来看,“金钟奖”能够给广州的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实惠呢?

林树森:真正的实惠远远不止几万张门票的赠送,“金钟奖”将对广州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金钟奖”是由中宣部批准设立的中国音乐界综合性专家大奖,并由中国文联与中国音乐家协会来主办,这是中国音乐的最高奖项。最高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谁得奖谁就一举成名。而“金钟奖”落户广州,就意味着广州将产生很多的名人,这种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会吸引着很多人不断地努力,想来广州拿奖,从而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到广州来,长而久之,广州将会成为一个音乐圣地。

林树森:另一方面,我们向群众免费送门票,是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参与到“金钟奖”中来,让更多的群众在观摩过程中得到启迪,假以时日,就可以在音乐方面慢慢培养出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将决定着当地群众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素质。

我们曾提出“城市要以文化论输赢”,这观点与不要单纯看GDP是相似的。我们到国外的时候,比如说去伦敦,一般人都讲不出这个城市的GDP是多少,但这个城市的文化、民情风俗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老百姓而言,谈GDP的数字没有多大的意义,老百姓只会看在这个城市生活得好不好,能否安居乐业。但最近有些提法也过于片面了,提出“告别GDP崇拜”,虽然不能单纯看GDP,但也不能认为GDP不重要,没有经济的发展哪来文化的发展? GDP还是很重要的。

我曾说过一个例子,古时候有对牛弹琴的成语,但现在日本有个科学家研究发现,经常听音乐比不听音乐的牛肉好吃,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及文明行为的程度与个人的文化素质是分不开的。在广州“一年一小变”阶段,我曾说过,广州的环境变美了,广州人也会漂亮起来的。以上影响是仅仅送几万张门票无法比拟的。

记者:“金钟奖”将永久落户广州,广州将如何精心打造好这个品牌?

林树森:对“金钟奖”,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都很重视,我们一定要把它办好。从长远来讲,我们希望办成一个国内甚至是国际上权威的音乐奖项,目前是中国音乐金钟奖,若干年后不排除“金钟奖”会有其他国家的选手参加。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奖项,把相关的文化产业也带动起来,这样“金钟奖”就不仅能带来文化方面的发展,还会对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帮助。但这要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因此现在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比如广州的留交会,一开始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现在办了5届之后,它在海外留学生当中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广州的一个品牌了。

按照“四地”来建设历史文化名城

记者:这几年广州在文化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近期广州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比如歌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林树森:广州这几年的文化建设形势还是不错的,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市委、市政府正在按照广州的长远发展目标,构建广州的大文化体系,它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科技、传媒、戏剧、音乐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考虑着这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教育,建大学城使广州地区的大学面积增加了一倍。还有科技,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建了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这些都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之内。

第二,广州市这几年一直在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把广州按照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定位来进行建设。我们曾提出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现代中国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四地”之说,广州实际上也是按照“四地”来考虑建设的。比如以前几个老城区都在拆旧楼搞房地产,现在都不搞了。又如南越王宫署的考古发掘,现在什么都还没建就已经花了5亿元,2亿元是补偿给房地产商,把儿童公园搬出去又花了3个亿,这个在以前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现在各个地方都把文化看得很重。

第三,文化设施的建设。我们正在做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划。昨天我们还在开会讨论在“十五”期间应该建哪些文化设施,之前像九运会的场馆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设施。对旧的文化设施我们主要是修复,比如中山纪念堂,原来是广州的一个“名片”,但1997年没有修复之前都已经变成危房了,会议都不敢在里面开,后来花了7000多万元才把它修复好。现在,中山纪念堂除了是广州的名片外,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场所,目前打造的“中山纪念堂之夜”,一年要演出200多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低票价的。我们认为,广州人应该能到中山纪念堂去看戏,让广大的市民享受到高雅的文化。还有友谊剧院,在过去是广州最好的剧院,当时在音乐和舞台效果方面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一个剧院,如果把它拆掉不是很可惜吗?我跟文化局长说过,广州市的老东西一件都不能丢。

原则上我们现在旧的东西是保留好、维护好。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把周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拆掉,我们拆得起的就拆,把周边的环境整治好,有的代价太大,我们暂时不动。但也比把老的全部拆掉好,包括现在的文物,老的把它修好,利用好,在这个基础上再建新的,一加一就等于二,而把老的拆掉建新的,始终还等于一,就是这个道理。

在一些新的文化设施方面,省里建了市里就不再建,省里没建的市里补上,要统筹安排。像省里要建博物馆,广州把珠江新城最好的地块拿了出来,而广州的歌剧院会比北京、上海建得迟点,但这样也有好处,可以吸收别人的优点,建得更好。

吸引更多的大师扎根广州

林树森:第四,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广州正在创新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方式。广州的演出市场和传媒业就搞得不错,这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能不能用一个老剧院作为粤剧基地,让粤剧团天天在里面演出,广州的本地人可以去看,旅行团更可以带游客去看,目前已经有一个木偶剧团的基地了,将来杂技、话剧都可以搞一个基地。包括管理体制、演出团体、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可以列入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范围之内。

第五,广州这几年也很注重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把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提高上来。这次“金钟奖”的前期活动就举办了老年人与儿童的合唱比赛。

第六,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引进各方面人才。因为不管什么东西,最终都是靠人,没有人就不行。我对广州的文化建设还是充满信心的。

“金钟奖”不是搞美食节

记者:你估计广州的市民对“金钟奖”的热情有多高?你又会用什么办法使市民们对音乐的热情不断地高涨起来?

林树森:人的素质和对各方面的爱好是要慢慢培养的,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培养起来。你去看看,那些对音乐感兴趣的人,都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培养的。改革开放20年来,卡拉OK培养了很多会唱歌的人。我相信只要把“金钟奖”变成广州的一个节日,它所产生的影响就会逐步体现出来。我反而不希望市民一下子对它热情很高,那样容易很快就冷下去,因为它不像搞美食节,人来得越多越好,我希望它能够健康地发展。

音乐之都非一朝一夕建起来的

记者:广州要成音乐之都还有多长的路?

林树森:我从来没有说广州要成为“音乐之都”,广州在音乐氛围方面的培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一代一代地慢慢来做。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工作,有一个奥地利的外商与我进行谈判投资合作,后来合作成功了。我对他说,希望他能动员多一点奥地利的外商过来投资,结果这个外商回答说,如果能把奥地利的新年音乐会搬过来举办,那所有的奥地利商人都会跑过来投资。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人总是跟他生活工作的环境慢慢适应的,音乐之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起来的,它需要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条件,广州如果没有那个经济基础,温饱都不能解决,经济上不去,人就没有那个心情去欣赏音乐。或者你这个地方,治安不好,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哪里会有心情欣赏音乐。我们只能说正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现在不要一讲“金钟奖”,好像广州就要马上变成音乐之都了,因为将来会怎么发展,做成多大的气候,与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金钟奖”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记者:这次您争取到“金钟奖”在广州举办,您怎么看待这个奖对广州的影响?

林树森:“金钟奖”落户广州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广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考虑有什么有影响的节可以举办。包括举办了很多的美食节、荔枝节等,但这些节日在历史上的影响有多大呢?广州一直想要搞音乐节,因为音乐是雅俗共赏的,现在其他城市在搞电影节,广州如果把“金钟奖”办好,我想很多人会真的很高兴,而且是长期高兴。

最近文化部提出,有一些世界级的文化奖项将要在国内举行,我跟文化局的同志说,赶快去联系,争取一些奖项回来。而且我想,像“金钟奖”这样有影响的大赛,几年搞一个,也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此次“金钟奖”评选是否有个参照系?

林树森:国际上的这种比赛,最多是在评选上、定什么剧目内容上有一些参照系,最终的目标是没有什么参照系的,最重要的是公正、权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金钟奖这个品牌就可以立起来了。

政府保证金钟奖公正权威高水平

记者:广州市在举办“金钟奖”上,对市场有没有进行预测,估计要投入多少钱,送票的措施下一届会不会继续做下去?

林树森:整个经济的筹划,“金钟奖”领导小组有一个经济组在做,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个矛盾,因为你想办得好,就要多花钱。我跟他们讲,要尽量少花钱,办得既简朴又隆重,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因此给市民免费送了2万多张票,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送票,像开幕式、闭幕式都要卖票。这一次做了个尝试,让中介去筹办开幕和闭幕的晚会,看能不能实现自身平衡,如果能平衡,政府就不用花很多钱了。但毕竟现在是第一次,为了开好头,政府从财政上要保证。不管怎么说,财政上一定保证金钟奖办好。我经常讲,前面几届政府投入是可以接受的,钱主要是要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经济方面请大家放心。这一届主要的大活动还是政府在投入。这就是为了达到我前面所讲的要作到使“金钟奖”公正、权威、高水平的这么几个原则,而不是谁给的钱多,谁就得奖。

念大学时我曾是民乐队的队长

记者:据说您对音乐非常喜爱,对中外音乐,您最欣赏哪些音乐,对您影响最大的音乐家是哪一位?你对音乐的钟爱会不会与此次“金钟奖”落户广州有联系?

林树森:音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我刚才讲,卡拉OK培养了很多歌星,可惜我是错过了这个20年卡拉OK的培养。卡拉OK等场合,我这20年是一次都没去过。其实我念大学的时候是民乐队的队长,应该讲对音乐我还是懂一点的,但是也有30多年没碰这方面的东西了,就好像小时候我喜欢画画,可是现在你让我画就不行了。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毕业后一头撞进工程里,但是后来当了领导,连技术的工作也没法过问了。

讲到休息,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听音乐,现在对我来说,最好的享受就是晚上躺下来,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候我也会去音乐厅里听音乐。同时,我对斯特劳斯的交响乐比较感兴趣,但音乐也绝对是个人爱好,与“金钟奖”落户广州没有什么关系。

我为广东音乐感到骄傲

记者:现在社会各界的人士听到广州要办“金钟奖”的消息后都很高兴,其中有些体育界人士提出,广州体育的基础历来都不错,接下来,广州在发展体育方面是否有些大的举措出台,像“金钟奖”一样鼓舞人心?

林树森:广州现在正在申办2010年的亚运会,申报程序已经开始。除了综合赛事,一些单项赛事,如羽毛球、乒乓球,目前已经有几个大赛落户广州了。网球也是我的一个爱好,过去我一个星期打一次网球,现在每个星期打两次,打网球可以锻炼身体。

记者:您如何评价广东音乐目前在国内的地位?

林树森:广东音乐的起源,是从19世纪、20世纪开始的,实际上它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也就100多年时间吧,应该主要是从粤剧演变过来的,它比较适合这个地区的群众。作为岭南流派,能流传一二百年,自有它独特的优势,应该将它发扬光大。这一次有人就提出,本届“金钟奖”为何不加入广东音乐的内容,我说这个要求是好的,但不可能在前面几届去搞这个奖项,毕竟广东音乐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乐种存在,在全国不一定有市场。也许在广东来搞是可以代表广东,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讲,它就不能代表全国的水平。其他地方的人对这方面没兴趣,他就不会来参加,评来评去都是我们自己人,那样就会导致“金钟奖”的总体水平达不到我前面所讲的国内大奖的标准了。

事实上,我刚才所讲的发扬光大广东音乐,它本身存在一个创新提高的问题。作为广东人,我为广东音乐感到骄傲,但广东音乐应该继续努力,才能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境界。

记者:您刚才说一些文化设施越旧越有价值,但是现在广州的一些文化设施旁边建了很多商场、大排档,比如友谊剧院、工人文化宫、市一宫、员村文化宫等,搞得整个商业氛围非常浓,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林树森: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是你们也看到,有些地方已经正本清源了,像黄花岗剧院,原来非常漂亮,后来前面搞了一些大排档。这几年经过努力,终于把前面的大排档拆了。诸如此类的东西,现在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我讲的,最好是把旁边的那些东西拆掉,保留旧的。另一种说法是把旧的全拆掉,建新的。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再比如中山纪念堂,修缮后很漂亮,但把票价定得很高,一张戏票卖一二百元钱,这样市民有几个人能看得起啊。所以我们天天压他要降低票价。中山纪念堂现在每年有200多场演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低票价。道理很简单,政府有责任让老百姓享受到高雅文化。但是现在有很多不好的观念影响着老百姓,认为高票价的东西才好看,低票价的不好看。因此,现在我正在请市文化局想办法,让大家知道,全国有很多优秀的文艺团体、剧目都会到广州来演出,市民只要花二三十元钱,以很低的票价就可欣赏到这些高水平的演出。
                                                                                                                                                            2003年12月12日